年1月5-6日，“蕃尼古道工作坊——碑铭、图像、写本”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我所霍巍教授和新聘为我校高端外籍教师的牛津大学Splading讲席教授阿阇黎·启昼共同召集，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王邦维先生、西北大学张建林研究员、西藏博物馆巴桑罗布副研究馆员、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傅翀，我所熊文彬教授、玉珠措姆教授、杨清凡博士等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参与讨论，本次活动还吸引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前来聆听。

1月5日上午，工作坊在霍巍教授的主持下正式开始。霍巍教授以《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为题，分享了自己的发现与研究。霍巍教授首先回顾了季羡林、范祥雍等学者在《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佛祖统记》等记载的基础上关于唐代经吐蕃通印度的交通路线的研究，其次回顾了烈维、孙修身等学者关于唐代经由吐蕃出使印度使节王玄策的相关研究，指出在吉隆唐碑发现之前吐蕃至尼泊尔路线、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与过程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霍巍教授在发言）

接下来，霍巍教授简要介绍了吉隆《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现过程、碑文释读及周边其他遗迹等情况，随即分享了他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的认识。霍巍教授指出，根据碑刻记载推测，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时间应当在显庆三年而非传世文献记载的显庆二年，王玄策使团的路线与出山口也可以藉此确定；根据碑文记载与雕刻技法，可以推测王玄策使团成员中应该包括高水平的画师匠人，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记载其粉本来自王玄策在中天竺鹿野园的摹写，结合碑文的发现，可以进一步推测唐代流行的许多瑞像可能都来自王玄策使团的摹写。最后，霍巍教授根据中亚吉尔吉斯碎叶城等发现的唐代石刻与历史记载讨论了王玄策是否曾经到过中亚的问题，并结合关于王玄策相关研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关于唐初僧人玄照自吐蕃前往印度求法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讨论了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线问题。

（吉隆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

第二场分享由阿阇黎·启昼教授带来，题为《尼泊尔西藏交流纵览：贸易、文化交流与王权》。阿阇黎教授主要研究2世纪到9世纪的离车族碑铭，他认为这一段历史很有必要和汉文材料进行对比。教授回顾了尼泊尔和西方学界关于离车族碑铭的研究，指出以往的研究主要依靠二手文献，将来的研究很有必要将中尼双方的发现进行梳理比较，这可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阿阇黎·启昼教授在发言）

阿阇黎教授的主要视角是中尼之间的交流，从早期一直到清代。教授首先介绍了一通碑铭，他认为其年代为年（公元年），属于国王Jayavarman统治时期。随后教授又介绍了一块碑铭，这块碑铭涉及Gupta王朝，其创立者的母亲来自离车族，与前朝有一些渊源。阿阇黎教授指出，早期离车族碑铭发现较少，到5世纪才有较多发现，其内容涉及当时的文化、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碑铭中出现了不同的语言，虽然离车族碑铭主体是梵文，但其中出现了一些明显来自汉藏语系的地名和官名，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交流的痕迹。此外离车碑铭还记载了一些与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联姻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格局。接着教授讲到7世纪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尺尊公主的联姻，这场政治联姻对西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尺尊公主给西藏带来了佛教信仰，还规范了藏文文法。这些都促进了中印文化在喜马拉雅、西藏和加德满都地区更为密切的交流，这在写本、雕塑、碑铭、艺术品、宗教等方面都有表现。教授指出，虽然上述所讲以碑铭为主，但很多学者在书写尼泊尔历史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写本的跋文，其中一半来自现存于西藏的写本，这些保存在西藏写本题跋为研究尼泊尔历史、中尼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于贸易通道，教授认为在碑铭之前必然已经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当发生政治危机时，王族的第一反应是通过吉隆道逃往西藏。阿阇黎教授指出，吉隆道虽然难行但确实是最近的一条路，王玄策选择这条道路可能也是出于快捷的考虑。事实上，在年尼泊尔和英属印度签订购买食盐协议之前，尼泊尔的食盐供应主要来自西藏，尼泊尔通过输出粮食，从西藏换取食盐和其他物资。

在17世纪以前很少有关于吉隆道和Kuti道的记录，但Kuti道的前段在14世纪是有证据的，其中有被称为“西藏之门”的地点，这一带的统治者信奉印度教，实力很强，在某一时期还得到过中国的册封。虽然相较吉隆地区而言，Kuti属于边远地区，但在14世纪也存在过一个重要的政权，然而当时并没有提到Kuti这个地方。当年王族向北逃走时，可能先到了Rasuwa偏南的一个地方，该地梵文名为“新堡”，可以理解为“新宫”、“新都”，说明在某些历史时段这里存在两个政治中心，一个在加德满都附近，一个在北方。现在北方的政治中心有一座七重楼阁的宫殿，在汉文的记录里，在玄奘之后有人去过那里，记录了光咒王的宫殿就是七重，这一带有很多文物遗存。

（吉隆道和Kuti道示意图）

最后教授讲到，尼泊尔一些民族及其语言属于汉藏系统，尼泊尔饮食文化中也有很多汉藏文化的影响，而尼泊尔北部的一些王国和部落，在族群文化上也更接近西藏。同时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地区没有著史的传统，现在留存下来的史料编撰可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此外西藏的很多唐卡和造像都与尼泊尔的艺术家有关，唐卡绘画中的早期画派也源于尼泊尔，西藏保留的梵文写本有相当一部分也与尼泊尔相关。最后，教授希望中尼双方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下午第一场，阿阇黎·启昼教授以《离车族与西藏》为题进行分享。教授根据出土碑刻的记载，首先简单介绍了离车族的概况，在后人引用的早期希腊旅行家对远东地区的报导中可知，离车族是从里海地区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后不断南下，在公元三世纪时统治了尼泊尔。结合出土碑铭等文献记载可知，离车族有许多强大的家族，目前尚不得知其具体的君主制度，但在大多数时候会有两个家族统治国家，一方是名义上的君主，另一方则是权力的实际掌握者，虽然有两者统一的情况，但是双方之间常有权力斗争，因此有王室成员出逃的情况。

（记载离车族历史的碑刻）

教授认为，历史上曾有尼泊尔国王携公主逃亡吐蕃寻求庇护，大约在公元年，松赞干布出兵助国王夺回王位。在国王返回尼泊尔时，恰逢李义表及王玄策率唐朝使团出访，国王帮助使团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叛军。另外，在唐代和尼泊尔后世的文献提到：尼泊尔曾在一段时间内受吐蕃控制。这种记载可能与其时尼泊尔国王曾长期居于吐蕃，寻求吐蕃军队的帮助夺回王位，并深受吐蕃文化影响有关，离车族与西藏之间有深厚渊源。阿阇黎教授指出，离车族有回溯自己历史的传统，但是官方史书会有意回避王室权力较为混乱的时代。尼泊尔近年也有许多出土碑铭等文物，其释读对重构离车族历史有重要意义，尚有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物等待系统发掘和研究。

下午第二场，张建林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西藏与尼泊尔交通的一些认识，首先回顾了自己在尼泊尔博物馆看到的一些碑刻和造像材料，认为这些材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教授还介绍了《古代尼泊尔》杂志，指出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考古报告，其中包含很多碑铭材料，但是有些材料是以尼泊尔文发表的，希望以后可以有尼泊尔学者进行翻译，方便中国学者的使用与研究。其次，张建林教授回顾了中国学者对尼泊尔西部木斯塘地区的研究，包括四川大学陈波教授的人类学调查，美术家于小冬所著《西藏绘画史》中关于壁画和画像的研究，天津大学何捷从建筑史角度所作的调查等。

张建林教授指出，目前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