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佛坛

祈愿：正法久住，法轮常转！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宿白老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的原文，在此深表对老先生的致敬。。中国的石窟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本图来自三联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1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专著，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宿白（-年），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石窟寺的发现

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在近代，由于石窟的非日常地位，已经脱离普通百姓的视野。

20世纪初，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反而是一些外国人，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比如日本人伊东忠太，在年就调查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E.沙畹在年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这是时代的悲哀，我们自己忽视了自己家的珍宝，被眼尖的外人发现，然后趁我们糊涂，偷摸来搞。

我们自己家的东西，自己不管，就引起了外国人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避免掠夺和破坏了。外人怎么会珍惜咱们的东西？

德国人勒科克，在和，时隔9年，两次在新疆的拜城、库车、吐鲁番等石窟大肆盗掘遗物、剥离壁画，不但没人阻止，还有当地人为了极为可怜的一点点工钱出卖自己的国家；

(中间排左二为德国人A.von勒柯克)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和年年两次、法国伯希和在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到三年内，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在年，连续不断的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和石窟壁画进行骗取、切割揭取和劫夺。

斯坦因（MarcAurelStein，-）

伯希和（PaulPelliot,-）

大谷光瑞（-）

然后日本人在年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美国人在年对龙门石窟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进行丧尽天良的破坏！

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科院前身，国立北平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曾到大同云冈考察。其后，在主持考古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几乎每年都到云冈。年宿白先生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年宿白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河北武安南北响堂山石窟实习，作了考古调查和勘测。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3分类分布

中国的石窟可分为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殿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如下图：

宿先生将中国石窟寺分为四大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新疆又可分为三区：古龟兹区（今库车、拜城一带），古焉耆区（今焉耆）和古高昌区（今吐鲁番附近）。

一、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个区域：1、古龟兹区，即现在的库车、拜城一带。属“龟兹研究院”管辖。主要石窟有：分布在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国一II-8）克孜尔石窟现在划分为四个区域，正式编号的石窟有个，大部分塑像都已被毁，还有81个洞窟存有残存壁画。其中谷西区、谷东区开放，非特窟可以使用手机拍照（禁止闪光灯和相机），其他两个区域不对外开放。有特窟11个（谷东4个，谷西7个）谷内区在龟兹研究院办理手续，可以申请参观。分布在库车县境内的——库木吐喇石窟（国一II-9）编号洞窟个。新一窟因为埋藏在沙土下面，躲过洗劫。其穹顶堪称壮美，可惜太过珍贵此窟不对外开放。库车克孜尔尕哈石窟（国五IV-30）编号洞窟65个，开放。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国四IV-1）编号洞窟57个，可申请参观

宿白先生对新疆和河西石窟的研究，重点论述了属于龟兹的克孜尔石窟，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一文中，除排比石窟类型、确定年代之外，最重要的是论述克孜尔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地位。

克孜尔石窟可早到公元4世纪初，“它正处在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安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它所保存早期壁画的洞窟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安，而其第一阶段的洞窟的具体年代至少要早于新疆以东现存最早洞窟约一百年左右。因此，克孜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中，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开凿大像窟和雕塑大立佛，是龟兹佛教艺术一个特点，它向东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的第16和18窟，也对与它同时或晚于它的中亚阿富汗巴米安东、西大佛产生了影响。

宿白先生的这个论断极其重要，它揭示了佛教自中亚东传的过程中，并不是机械地按地理位置的远近，逐次影响传递，政治经济和当地的特殊的文化关系仍起着重要作用。龟兹佛教艺术中开雕大像窟和大立佛的特点，不但向东方传播，也反馈回中亚；这与前述之敦煌石窟虽地处河西西端，却更多地接受了中原北方平城、洛阳和西安的影响，都有着类似的文化传播的曲折过程，这是历史的真实。

阿艾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四-I-45苏巴什佛寺遗址）阿艾石窟在库车大峡谷地质公园内，只有一个单体洞窟。以上石窟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其他三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迟到11世纪。这类石窟参观需要提前到位于拜城的龟兹研究院（克孜尔石窟所在地）进行申请缴费，由研究院工作人员带领前往。喀什叶城棋盘千佛洞（推测为市保）我国最西部的石窟之一。位于喀什地区叶城县城西南棋盘公社往西约12公里的绝壁上，有10个洞窟，最高两窟中残存壁画，残损严重。创凿年代约在西辽时期，壁画为元代。（引自百度）喀什三仙洞（省保）位于喀什市以北10公里的恰克玛克河南岸峭壁的半腰间，洞口离地面20余米，开凿于东汉时期(公元年前后)，是我国最古的佛教壁画洞窟。洞中壁画虽残损严重，但仍可见色调典雅质朴，图案造型独特生动，充分体现了古疏勒人民的艺术造诣。2、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七个星佛寺遗址（国五-I-）被德国人盗走的泥塑部件被德国人盗走的壁画。七个星遗址目前壁画彩塑无存，仅剩洞窟残垣，供人凭吊。3、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国二-II-4）现存57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总面积平方米。上世纪初还遗存大量精品，被外国人盗走。一部分在二战中损毁，一部分被俄国抢到圣彼得堡。吐峪沟石窟（国六-IV-63）吐鲁番博物馆中的吐峪沟石窟壁画复制图，这一窟是因为位于断崖之上，因此幸运的躲过了绿化和欧洲人的毒手。可惜不开放，据说想上去过，需要消防部门用云梯支持。另外交河故城里，还有个雅尔湖石窟（国五增补进交河故城）需要提前预约。进到交河故城，乘坐电瓶车，然后步行跨过小河，登上石窟。六个洞窟，内容残存极少，非专业研究者没必要去。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径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份原来还置有塑像。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像，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二、中原北方地区1、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东千佛洞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陇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华北两地区多雕刻。四个地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中原北方石窟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像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逐渐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天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敦煌莫高窟（国一II-2）

宿先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敦煌石窟，他抓住了这两处石窟的研究，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石窟寺的主体，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他仍然是从研究敦煌石窟的历史入手，首先是关于敦煌开窟的年代，其次是确认现存教煌早期洞窟。

由于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适当佛教东传的要道上，它的最早洞窟对我国早期佛教石窟的编年分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莫高窟记》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记，敦煌开窟应在前秦建元元年至二年（-年）。敦煌第（包括、、、四个禅窟）、（包括和另一个未编号的小龛）、三窟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但它们并不是敦煌开窟时所建，宿白先生认为它们是太和八年至太和十八年（-年）间所建。

莫高窟开凿在敦煌宕泉河崖壁上，共计个洞窟中，个有壁画和彩塑，共计平米。正常开放60多个洞窟，以及部分特窟。现存洞窟最早的是编号为、、的北凉三窟。从十六国到元代营造千年，从清代至今历百年修复；共计个洞窟中，现存泥塑造像身。对外开放约60个洞窟，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石窟爱好者流连忘返之地。建议每4年去一次，每次看3~4天。敦煌西千佛洞（第五批增补进国一莫高窟）西千佛洞开凿于敦煌党河河岸，敦煌遗书中有记载，当年规模不小，但由于地震大部分坍塌不存。仅剩22个洞窟。壁画虽不及莫高窟精美，但也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其中不乏精彩洞窟，如北周时期的8号窟，跟莫高窟神似。肃北五个庙石窟（国七-4-）五个庙即五个窟，塌毁一个，尚存四窟。由于上世纪窟中有人居住生火，壁画被熏黑，但透过烟黑和被上世纪末叶游人乱刻乱画的刀痕看下面，依然可见精美的西夏壁画。离五个庙往南数公里党河崖壁上，还有一个“一个庙”。新开放的肃北博物馆中，有复制还原的五个庙壁画。

西夏时期维摩诘经变画

宿白先生指出，在敦煌唐以前的壁画底面上画有作比例用的横竖线，唐以后废除了这道工序，比例横竖线的遗迹不见了，到元代西藏又有了绘制喇嘛教佛像的图样。说明造佛像不是随意为之的，佛、菩萨、弟子像各有一定的比例尺度，坐像和立像的比例尺度也不相同。但是这方面的记载没有传下来。密教重坛场，注意图样，在密教经典中有关于佛像的记录，日本僧人曾纂辑过，如《阿婆缚抄》《觉禅抄》《别尊杂记》和《画像要集》等（均见《大正藏·图像部》），可为研究盛唐以后佛像的参考。瓜州榆林窟（国一II-3）榆林窟的壁画，从唐代开始到曹氏归义军时期兴盛。在西夏时期，西夏仁宗李仁孝曾经在瓜州居住，榆林窟有一些洞窟壁画水平极高，甚至特定题材方面超过莫高窟。特窟4个。东千佛洞（国五增补进国一榆林窟）壁画主要是西夏到元代，彩塑为清代补塑，是敦煌石窟壁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内容在榆林窟也没有，堪称惊艳。

宿白先生敦煌石窟的研究第二个重点放在了密教遗迹上。敦煌密教自盛唐开始，联绵不断，直至元代的藏传密教，皆有遗迹图像。

宿先生指出：“密教传承，特重身授，经法之外，多凭图像。唐武、周宗和吐蕃达磨的废佛，政权更替和教派互评之破坏，其最易毁灭者厥为图像。因此，系统的密教形象传世甚少。就汉地唐密系统言，现存最完整的遗迹，首推敦煌莫高窟，举凡玄宗以前的密教图像，密教与佛教其他派别图像长期并列的遗迹，以及较系统的密教窟室的情况，皆以莫高窟所保存者最为丰富、完备；而且还有藏经洞所出大量与密教有关的汉藏文献和各种绢、纸本图像，可供参比研究。藏传密迹，藏地现存多15世纪格鲁教派兴起以后的遗迹，15世纪初期以前的遗迹，特别是盛于蒙元迄于明中期较为确切的萨迦、噶举两派遗迹，浅闻所及，似亦以敦煌、安西两地石窟所遗存者最称完整。因此，无论研讨汉地唐密，抑或考察藏传密教，皆应重视敦煌、安西两地的遗迹，尤其是莫高窟遗迹。”

他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一文中搜集了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两处的密教遗迹图像，并参考洛阳龙门的早期密教遗迹，以及四川大足、广元等地的密教遗迹，作了综合考察研究。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佛教密教遗迹图像最全面的论述。

玉门昌马石窟，国八上世纪地震后仅存4窟，西夏风格。肃南文殊山石窟（国五-IV-29）可以看4个窟，为北魏至西夏时期洞窟，彩塑极残，但壁画甚好。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国四-IV-2）特窟金塔寺，不开放。民乐童子寺石窟大部分为清代重回的壁画——西游记。在清代壁画下层发现了北魏壁画。天梯山石窟（国五-IV-28）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昙矅，就是先在这里参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之后去往平城。因此这里被称为北方石窟之鼻祖。宿白先生将河西一带石窟定义为“凉州模式”，也是因为天梯山位于武威（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石窟的时代，这里叫凉州）。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天梯山石窟早期壁画及唐代塑像。由于上世纪50年代建石羊河水库涉嫌淹没石窟，因此将除大佛外其他壁画和塑像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详情请见《天梯山石窟搬迁记》）2、陇东区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群、泾川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等。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窟无量寿佛龛有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永靖炳灵寺石窟（国一II-6）现存洞窟最早的是窟，有明确年号题记，为西秦建弘元年即公元年开凿。北魏及唐代开凿较多，明代到今有重妆、搬迁、修复；共计个窟龛，现存造像身。除二层窟龛因栈道危险不开放外，其余均可参观。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建议游览时间安排一整天，上午看普窟，下午看特窟（其中+、为必看。、两个特窟与类似。）武山木梯寺（国六-IV-59）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摩崖造像（国五-IV-27）拉梢寺被称为世界最大摩崖大佛，北周尉迟迥主持建造，站在他下面，仰头敬望，极为震撼。拉梢寺对面的山路，向上走20分钟到达水帘洞，残存一点壁画，颇有北朝遗风。甘谷大象山（国五-IV-27，并入水帘洞）天水麦积山石窟（国一II-5）东方雕塑艺术馆现存最早的造像为北魏，共有个洞窟、32身雕塑。北魏、西魏、北周、隋~宋代仍有新造。雕塑艺术水平之高，被学界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建议每4年参观一次，每次两天。西魏窟檐和鸱尾。天水仙人崖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一麦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国二-II-2）泾川南石窟寺（国三-II-3）泾川罗汉洞（省保）泾川王母宫石窟（国六-IV-60）中心塔柱式洞窟，参考云冈五号窟修建。庆阳北石窟寺（国三-II-2）北魏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建，主窟最大内凿七佛。庄浪云崖寺和陈家洞石窟（国六-IV-58）3、陕西区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鸿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铜川药王山石刻（国一IV-4）隋代造像经典，因是纪念药王孙思邈，因此青石造像被当地百姓为求健康触摸多年，形成包浆，已经禁止触摸。子长钟山石窟（国三II-10）北宋石窟之经典，陕北石窟之冠。彬县大佛寺（国三II-8）大佛保存有唐代开元年间建造题记。麟游慈善寺石窟（国五-IV-25）富县石鸿寺石窟（国六-IV-55）开放但不得入内，进窟需要跟当地文物局申请。黄陵万安禅院石窟（国六-IV-57）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国七-4-）这里是“新华书店”的诞生地。陕北安塞大佛寺石窟位于安塞县，现存四个洞窟。石窟原被山石掩埋，八十年代开始至今陆续被清理发掘。石窟始凿年代无准确的记载，从目前保存下来的造像风格判断为北魏晚期开凿。4、其他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沿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山西省主要石窟的有：大同云冈石窟（国一II-1）北魏皇家石窟，规格在中国早期石窟中最高。昙曜五窟是北魏全国各地石窟造像的样本。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即公元年。45个洞窟，绝大部分为北魏早期和中期开凿。至晚到唐代还有一点收尾工程。辽~清历代维修补绘。清代和当代有新建保护性木构。有大小石雕造像身，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建议每4年参观一次，每次1~2天。

云冈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上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宿先生先后写过五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根据新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的十寺，考证云冈石窟诸寺的历史。宿先生特别注意云冈窟前崖面上的木建筑遗迹，成组的石窟往往是一个木构外檐装饰成的寺院，这些开窟以来的寺院是有继承性的，《金碑》中所记的十寺，基本上是辽代以来云冈诸窟的主要寺院。

《金碑》的发现在云冈石窟历史的研究上是极其重要的。宿先生对《金碑》的研究十分审慎，十寺之中宿先生只推测了五个寺院之所在，即护国寺为第7、8窟，崇教寺为第9、10窟，通乐寺约在昙曜五窟（16、17、18、19、20）附近，灵岩寺为第3窟，尼寺或在第20窟附近。

宿先生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一概念，他说：“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宿先生把云冈石窟的研究价值，提到如此的高度，正是他全面考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精健所在。

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公元—年）。以后，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凿。尚有石窟16座，多尊雕像，石窟均营凿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鼓山最优质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们在山洞里击掌甩袖，都能发出宏亮的回声，故名“响堂”。

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因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铿锵的回声，传名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余龛，大小造像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

太原天龙山石窟（国五-IV-3）佛头几乎被日本人盗光，分布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里。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天龙山石刻。高平羊头山石窟（国六-IV-5）（详见《羊头山石窟》）泽州碧落寺石窟（国六-IV-6）平顺金灯寺石窟（国六-IV-7）又名“宝岩寺”河南省的主要石窟有：洛阳龙门石窟（国一II-4）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营造，古阳洞为最早开凿洞窟（公元年）至北宋营造余年，现存大小石雕身，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据昨天最新消息，龙门石窟开放深度游，夜间游览可进古阳等北魏洞窟，类似于其他石窟普遍实行的特窟门票方式，为广大石窟爱好者打开了龙门最珍贵的区域。建议游览一整天，白天可以安排博物馆和大型露天区域，晚上进洞参观。宿白先生在《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将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分为四个阶段，即孝文宣武阶段（太和十八年迁洛至延昌四年，-年）、胡太后执政阶段即孝明时期（熙平元年至孝昌三年，-年）、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年）和东西魏、北齐北周阶段（-年）。指出北魏自迁洛以后，出现了以营造洛阳城内寺塔为主，开凿石窟为辅的潮流，因此，石窟的兴建皆受地上寺院建筑之影响。巩县（大力山）石窟（国二-II-1）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国四-IV-3）义马鸿庆寺石窟（国五-IV-14）安阳小南海石窟（国五-IV-15）偃师水泉寺石窟（国七-4-50）洛阳万佛山石窟（国七-4-51）年春发掘的北魏洛阳城内永宁寺塔基及其出土的佛教遗物，对北魏迁洛后石窟寺遗迹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永宁寺当时被视为国寺。永宁寺遗址所出的佛教雕塑遗物是当时佛教造像的模式，石窟寺的佛教雕刻皆应以永宁寺的佛教雕塑为标准。宿白先生认为洛阳北朝时代争造型艺术包括佛教造像在内，是受了南朝的影响，洛阳地区石窟窟龛造像变化的原因，也应考虑到南朝的因素。这篇论文使石窟寺的研究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紧密相连，是石窟寺分期分区研究的典范。鹤壁浚县浮丘山（7--3-，国保名碧霞宫）沁阳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国七-4-56）河北省的主要石窟有：邯郸北响堂山石窟（国一-II-7）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国一-II-7）邯郸水峪寺石窟（国七-4-3）宣化下花园石窟（省保）辽宁省的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国三-II-4）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山东省的主要石窟有：青州驼山石窟（国三-II-5）济南千佛崖（国三-II-7）济南老庄大佛寺石窟，国八东平白佛山石窟（国五-IV-13）青州云门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石窟有：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国五-VII-2）（俗称百眼窑）巴林左旗真寂之寺石窟（国六-IV-9）这里又称前后昭庙石窟。三、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川渝地区有：广元千佛崖（国一-II-11）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国一-II-10）大足北山（龙冈山）摩崖造像（国一-II-12）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国一-II-13）大足南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北山）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宝顶山）大足石篆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北山）乐山（凌云寺）大佛（国二-II-3）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国三-II-6）含西龛，不开放。西龛佛爷湾。西龛流杯池。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第五批增补进南龛）

宿白先生还注重中国南方的佛教遗迹，对南朝龛像作了考察。南朝的佛教遗迹现存最重要的有两处：一是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即摄山佛教石刻），二是浙江新昌宝像寺龛像（即剡溪石城山石刻）。但是，南京栖霞山龛像为近代僧人毁改，已尽失原貌，新昌宝像寺大佛亦贴泥饰金，原状已掩。所以，从雕塑造型上来考察南朝造像已属渺茫。

宿先生认为，“包括佛教形象在内的洛阳北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受到南朝的深刻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其实，孝文迁洛即已决定进一步汉化之方略，举凡都城设计、舆服制度无不参考南朝，中原人士一直到北朝晚期仍视江东为衣冠礼仪之所在，洛阳窟龛造像变化的重要因素来源于南朝，只不过是当时诸事中之一端耳。”

南朝盛行无量寿佛与弥勒佛信仰，北朝则以观禅开凿窟龛与雕造大佛像为主，到6世纪初也受到南朝无量寿信仰的影响。北齐晋阳蒙山和河南浚县大坯山两座倚坐弥勒龛像，亦皆源于南朝。南朝佛教遗迹虽远不如北朝众多，然仅以现存之遗迹，亦可论证南北朝文化传承中属于佛教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关中古历史发展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势，宿先生敏锐地提出了这个课题，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国三-II-9）第六批其他安岳石刻打包增补到卧佛院。安岳华严洞安岳圆觉洞，开放。安岳茗山寺、玄妙观及千佛寨。安岳毗卢洞石刻造像（国五-IV-21）四川荣县龙洞石刻唐代开凿，崖壁上现在28龛造像，1块唐代摩崖碑，5块宋以来的题刻。不对外开放。四川内江翔龙山石刻翔龙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唐代，盛于宋，延至明清；位于内江城区，石刻在山西面的崖壁上，现存造像61龛，计有大小造像尊，高者达8米，小者仅数厘米，保存摩崖题刻9处。千手观音保存了一定的特点。重庆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国六-IV-41）重庆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国六-IV-42）成都蒲江石窟（国六-IV-43）成都邛崃石窟（国六-IV-44）

石笋山千佛洞

盘陀寺

自贡荣县大佛石窟（国六-IV-46）乐山夹江千佛岩石窟（国六-IV-47）眉山仁寿牛角寨石窟（国六-IV-49）绵阳梓潼卧龙山千佛崖石窟（国六-IV-50）年营造学社曾经来此调研，留下题记。大云山千佛寨千佛寨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贾岛村大云山，距县城西3公里，旅游专线车直达。因在山顶四周天然岩寨雕造千佛而得名。景区自东向西呈狭长形，面积亩。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入选”安岳石窟：千佛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寨摩岩造像，开创于唐，盛于宋。大小龛窟个，造像躯，摩岩佛塔或浮图7座，唐碑3块，题记26处。造像包括释迦牟尼佛、菩萨、罗汉、金刚、力士、护法、飞天、供养人及各种经变。内容丰富，雕刻精美。南岩的释迦牟尼佛衣纹疏而深，线条粗而畅，充满北魏遗风；观音雕像，面部丰满，极富动态，具有唐代韵味。北岩迥然不同，石刻多挺肚束腰，衣褶飘逸，为五代宋代的特征；药师经变窟中浮雕“九横死”、“十二大愿”他处鲜见，造像规模宏大，雕刻艺术高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大理石钟山石窟（国一-II-14）昆明法华寺石窟（省保）位于安宁市城东5公里小桃花村的洛阳山上。杭州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国二-II-5）烟霞洞位于南高峰下的烟霞岭上。石窟造像为五代时的作品，造型生动，自然流畅，特别是洞口的观音与大势至菩萨最为精美，有呼之欲出之感。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国五-IV-7）浙江绍兴柯岩大佛位于绍兴柯桥区天工大佛开凿于隋代初唐，历经石工三代雕凿，最终成型于五代。高20.8米，两耳可通人。赣州通天岩石窟（国三-II-11）南京千佛崖石窟（国五-IV-5）绍兴新昌大佛寺（宝相寺7--4-）石刻南梁弥勒佛，通高16.3米。四、西藏地区该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左转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说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拉萨药王山查拉鲁普（札拉鲁浦）石窟阿里皮央和东嘎遗址（7--1-）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内容

《中国石窟寺研究》共收论文23篇，是作者自年迄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的论文。据作者“前言”中所述，这23篇论文，除第一篇是概括性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外，其它22篇依论文的内容，可分六组。第一组两篇：《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年撰文，年发表。以下凡列两个年代的均同此例，只列一个年代的则是发表年代）和《凉州石窟与“凉州模式”》（年），探讨我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问题。第二组五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年）、《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年）、《恒安镇与恒安石窟》（、年），都是研究大同云冈石窟的论文。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历史、编年分期，以及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发展上的地位，都作了缜密的研究。第三组两篇：《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年）、《南朝龛像遗迹初探》（年）。研讨了云冈以后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等北魏石窟，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剡溪宝相寺龛像诸问题，特别是南朝石窟对北朝石窟影响的问题。第四组九篇：《〈莫高窟记〉跋》（、年）、《参观敦煌莫高窟第窟札记》（年）、《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年）、《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年）、《建平公于义续考》（年）、《〈武州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年）、《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年）、《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年），主要研讨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问题。敦煌早期洞窟研究不只是编年的事，而且涉及佛教东传中的若干问题；敦煌晚期密教窟的研究，也涉及了密教传播的问题。第五组两篇：《记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石窟寺》（年）、《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年），都是研讨藏传密教石窟的问题。第六组是附录，共收三篇文章：有《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年）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年）；另有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年）一文，当年刘撰此文是在汤用彤先生与宿白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因与北魏石窟研究有密切关系，故收入附录，以备参考。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多半是从外国人开始的，石窟寺研究也不例外。《敦煌七讲》宿白先生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讲》学术专题讲演，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敦煌七讲》是宿白先生以敦煌为例，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七讲的题目是：一、敦煌两千年二、石窟寺考古学简介三、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四、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1.索靖题壁问题2.从乐僔、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3.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4.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5.密宗遗迹及其它五、敦煌研究简介六、石窟记录与排年七、佛像的实测和《造像量度经》今天，我评论宿白先生关于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时，一定要提到他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开篇之讲。宿白先生领导主持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宿白先生和长广教授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学者。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便是我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最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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