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西渡
郭灿东
“走西口”的山西小调曾经以它的辛酸和悲凉倾倒了无数中国人，以此衍生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难怪文艺界有一种说法——悲剧就是艺术。但是一旦介入它的史实，再探索下去，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走西口”只是山西人迈出的一小步，它只局限于内蒙古，而晋商西渡却是山西人迈出的一大步，它从内蒙到宁夏，再从宁夏到甘肃，而后沿着丝绸之路长驱直入到达新疆，穿过时下通称的亚欧大陆桥，将山西人坚定执着的脚迹踏向有待撰写的异国各地。
而我要叙述的只是晋商西渡的一小部分，它是从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山西人开始的。他叫郭元卿，年出生在山西忻州曹张乡代郡村一个农户家中。祖上略有田产，读过诗书，信奉清代郑板桥的名言：天下第一等人乃农夫也。父亲人望很好，断字识文，被推举为村长。小子不吃十年闲饭。因此在别的乡村孩子抬柴拾粪拍牛屁股的时候，他得已坐在私塾里读《千字文》、《兔园册》。他悟性颇佳，说一知十，人都说他将来是块做官的料，但他父亲却自有打算，他不想叫儿子去应科举走仕途，而是教他珠算和经商之法。所以在私塾读到15岁时，便将他送到忻州城内一家点心铺当学徒。“荆棘非鸾凤所梄，百里岂大贤之路？”郭元卿压根儿就没看上这座点心铺。他向往着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城商业基础的“复盛公”，仰慕着那个开创“复盛公”事业的山西商人乔贵发。“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段故事他太熟悉了，他觉得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所以在16岁时经本族一位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的远房堂兄介绍，到内蒙古包头“三义堂”当学生（那时大字号家的学徒都叫学生）。“三义堂”是山西人的卖买，前清时期就已设立。民国时期的三位大掌柜一位姓王（名字尚未查到），是山西忻州城关人；一位姓关，叫关荣年，是忻州紫岩村人；还有一位姓张，叫张鼎成，是忻州曹家庄人。他们效法古人，义结金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义堂”生意很大，主要经营百货和皮毛生意，分号一直延伸到甘肃的酒泉和敦煌，货物最远能销售到迪化（鸟鲁木齐）。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整条线全靠骆驼队运输，“三义堂”从天津及东南内地采购来的货物，用驼队载往酒泉和敦煌分号，然后批发给地方商贩；返回时再将分号收来的山货皮毛运回包头，之后再转卖往天津及东南内地。
也有长年住在分号替自家商号料理货物的主儿，如山西定襄县张村人郭根甫，他是迪化（乌鲁木齐）中药店“永盛生”的二掌柜。“永盛生”的东家叫张永生，他弟弟叫张永昌，张永昌在兰州井尔街（现酒泉路）也开着一家中药店，叫“永盛堂”。他们和郭根甫都是同村人。他们在酒泉虽然没有字号，但郭根甫在酒泉“三义堂”给他们坐庄（当时这种经营方式叫坐庄），天津、兰州的药材由他负责通过“三义堂”转运到迪化“永盛生”，新疆及酒泉收来的药材由他通过“三义堂”转运到兰州“永盛堂”。酒泉靠近祁连山，盛产中药材鹿茸、麝香、雪莲、羌活、锁阳等，可谓一举两得。
郭元卿当学生时很能吃苦，打杂一年以后就开始学生意，内容主要是经营管理、辨别皮毛成色及财务运算。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双手打算盘，办事细心认真，又十分忠诚，深得“三义堂”的大掌柜们器重。后来他在“三义堂”扎住脚后，又从老家召来四弟做学生。他四弟没上过学，长得五大三粗的，一进门，掌柜的扔给他一双小鞋叫他穿，又教给他“手容恭，足容肃”的规矩。他脚大，穿不进去，掌柜的就叫他裹脚，裹来裹去，硬把脚裹出个大疙瘩来，疼得呲牙。那时当学生主要是打杂，深夜要提着马灯接看完戏的掌柜们回家，清晨星星还在天上，就要爬起来给掌柜的们倒夜壶，掌柜的们抽水烟，他还要拿着火媒子站在一旁，一筒筒地装烟点烟，一打瞌睡，就要受到责骂……他受不了这份罪，干了不到半年，就背着郭元卿偷偷跑回老家。
民国九年，郭元卿回家探亲，就便娶亲，数年后又回过一趟家，嗣后就被派往甘肃酒泉分号去坐庄，他们当是骑着骆驼去开发大西北的最后一代晋商。
酒泉“三义堂”分号的掌柜子名叫王星记，是包头“三义堂”王大掌柜的儿子，戴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服，兜里插着支关络明大金笔，完全一副海派打扮，与其他山西掌柜们截然不同。酒泉分号柜上还有十几位二掌柜、三掌柜和十多个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山西人。其中也有几位本地人，如王明德、巨庆云、杨荣。他们几位都是本地有财势的人。王明德是酒泉商会的会长，还参加过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巨庆云家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他妻子是大字号“万盛永”陆大掌柜的女儿，陆大掌柜陆恒是山西孝义人，他的买卖与“三义堂”也不相上下。巨庆云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山西人结婚都请他做伴娘。她有文化，是职业妇女，解放后一直在工商联当干部。还是酒泉市政协委员。还有杨荣，他家财势也很大，是酒泉最大的骆驼户。“三义堂”拉他们入伙，自有一番用意。
（该图片为作者提供）
郭元卿到酒泉“三义堂”后，也当上了二掌柜。他的主要职务是鉴别皮毛等级及监督打包和发运。另外还管着几个跑街的（收皮毛的人）。那些二掌柜、三掌柜们相当于现在企业各部门的经理，各自分管一摊。
郭元卿大约是民国十六年到酒泉的，那时候由各种渠道到甘肃酒泉来做生意的山西人已经不少，比如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清代光绪年间山西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知道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其实他父亲的后代与我们很熟。我也是晋商后代。当年他父亲流落过来后是做小生意的，因为亏了本，回不了家，后来年深日久，就在酒泉又成了家。他父亲的玄孙名田增，与我父亲过从甚密，这个人很能说笑，十几年前我见到他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耳已失聪，说是有一天他正午睡，孙娃子跑进来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叫了一声爷爷，就把他的耳朵喊聋了。
还有一位常来我家的大高个子老人，名叫何元庆，是山西忻州豆罗村人。他最早是在宁夏做生意的，曾经还打算开发宁夏的一座盐湖，但后来亏了本，流落到酒泉，学了厨师，公私合营后在酒泉火车站饭馆工作，一直活到89岁才去世。
酒泉诸如此类情况的山西人很多，从清代到民国，算算也有几千号人吧，都是带着一腔抱负、满脑瓜子的发财梦漂泊到酒泉来的。当然其中也有其它原因流落到这里来的。比如嘉峪关市文史办主任吴生贵的祖上，就是政治避难过来的。他祖上世居山西忻州，他曾祖父在清朝时原在忻州做官，后来与上司产生仇隙，遭其陷害，不得已举家外逃。当时只想逃得越远越好，便经陕西到甘肃，落脚酒泉。
他曾祖父当年逃难时境况很惨，途中遭遇土匪，被抢劫一空，是沿门乞讨到达酒泉的。他曾祖母是小脚，本就走不动路，骡马大车被抢后，也只得一步一拐往前拖，以致活活累死在途中。到酒泉后，山西同乡会接待了他们，安顿他们到西坝种地。吴生贵父亲临终前，曾嘱咐他将来无论如何要去山西忻州认祖，说他们家住在忻州吴家巷，城外有吴家祖坟，是个大坟。于是他便在前几年出差时，顺便去忻州寻找。吴家的后代倒是找着了，从面象特征上看，一眼就能认定是吴家的人，但年代久远，已不知是哪支哪脉的子孙了，只好叹息而返。象这类人来时境况都很差，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全靠同乡周济，有钱的同乡倒好说，没钱的同乡又靠谁？另外异地来的人常受本地人的歧视，特别是地方官绅们的欺负，所以亟需拉帮结派团结起来。于是就由一些大字号牵头，准备成立同乡会——山西会馆。当年修建“山西会馆”时山西商人表现出了空前的踊跃，我曾经在一块剥落不清的石碑上辨认到一些大致情况，有的甚至举债损献，十分感人。“山西会馆”大约是在清代光绪年间落成的，地址在酒泉城北，临近当年最繁华的北市，是在明代关帝庙的基础上建成的。后来又逐渐扩建，最终占地面积约一万二千平方米，这是当时酒泉最大也最气派的一座建筑物，建造得十分雄伟。大门构造类似大衙门格式，兽头瓯钉，铁叶镶嵌，门厅很阔，两边各有一排栅栏。门前有十数级青石台阶，台阶两边各有一只大石狮子。进了大门是一面巨大的雕龙缕凤的照壁，照壁后坐南向北一座戏台，戏台两边是骑楼，正面石阶上是一座飞檐凌云的牌楼，牌楼正面匾额上有“浩气英风”四个金色大字，背面是“功昭日月”四个大字，当然这是针对关云长而言的。因为“山西会馆”内供着关云长，所以当地人也把它视为关帝庙。牌楼两边又是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较大门ロ小巧些，但更顽皮精致。它是“昌亨大”在民国十二年敬献的。现在这面牌坊和这对石狮子早都被挪于酒泉泉湖公园，只不过牌坊上下左右附设的砖石工艺建筑全没有了。失去了往日的宏伟。
上了牌坊石阶，又是一处大院落，古树参天，荫翳蔽日。两边是一溜厢房，牌坊两侧各有一座腰门，腰门外又各有一处院落，是用于住宿和贮藏物品的。然后正对牌坊上去一道石阶，坐北朝南又有一座大殿，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内供着关帝。殿前延伸出去一座很大的敞厅，厅内挂满大匾，都是山西人在酒泉的各字号和地方官绅们敬献的。内中真有好书法，金石刻工都属一流！关云长是解州人，是山西人的骄傲，关帝庙在“山西会馆”内，自然又给山西人増色不少。当时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这里都有庙会，相传这天是关王爷磨刀的日子，是“祈雨节”，要唱三天大戏，旨在求雨。民间有“五月十三滴几点，肃州（酒泉也叫肃州）城里买大碗”之谚。
“山西会馆”在民国后期为了不被官方侵占（年就被国民党的一个军事机构占据过，用以训练国民兵），同乡会利用它筹办了私立山西建国小学。校长教师大都是山西籍人氏。如王道平、张志升、薛坚白、濮希金等。凡山西同乡子弟都可在内上学。经费来源一靠学费地租（山西会馆在城南有数十亩学地租与当地农民耕种），二靠同乡捐赠，后来逐年发展，名声大噪，成为全酒泉条件最好、教学质量最高的一所小学校，以至外籍及本地子弟都争相入学，成了抢不到手的香饽饽。“山西建国小学”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交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共和二校”。此也足见山西人的精明。
“山西会馆”我较熟悉，因我小时候就在那里上学，一直上了五年。记得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帝庙神像两边墙壁上的壁画，画的都是关云长最辉煌的历史，在一片时隐时显的云山海牙之中，升华出一派令人遐思万端的神蕴。殿内还有一把碗口粗的木质大刀和一张硬弓。那时侯刚解放，小学内还有大小伙子大姑娘的小学生，有一位很壮实的学生就能拉开那张弓，被同学们看做英雄。大殿两侧又各有一道腰门，进去是一道雕刻得十分精美的走廊，常有大黑蜂在那里筑巢，夏日里一片营嗡。走廊两边还各有一座院落，也住着人。走廊一直通往后边的操场，我查资料时，才知道这座操场原来是“春秋楼”，后来毁于兵火。年“山西会馆”被国民党军事机构占据后，辟为操场。在走廊尽头，还有一道台阶，这样一来层层加高，从操场围墙看下去，整座“山西会馆”就在众多平房的半空中悬浮着，堪称“巍峨”。可想而知，这座建筑的花费是相当惊人的，也足见晋商在酒泉的财力。在它的外围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面和房屋，搂草打兔子，带便又是一笔进项。记得我在“山西会馆”上学时，大殿下边有两座碑，碑上刻满建馆和扩建时捐款人的名字，有前清时代的，有民国年间的，我用手常去摩挲父亲的名字，名字下刻着捐银多少的数字，可惜这两座碑都找不见了，不然倒能提供一个完整的兴建“山西会馆”的资料。
有了“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有孤寡老人和孩子，有图谋发展的青壮年。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青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古代在此发放犯人）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去处，就离去了。无以为生的孤寡老人由会馆养着，死了给予安葬。孩子长大后，由会馆给安置事由。
清光绪二十九年（年），还来了一个逃荒的戏班子，叫“全盛班”。唱蒲州梆子，班主叫张心海，是山西万荣县人，演员有30多人，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张西庭，小名拴娃子，演啥象啥，后来唱红了酒泉地区，以至大家给这戏班子改了名，就叫“拴娃子班”。现在的老年人一提起“拴娃子班”，都赞不绝口。民国二十七年（年），山西万荣县又来了一个蒲州梆子剧团，由筱兰香、狄龙山带领，在酒泉组建“晋新社”。这个班子有40多人，就在“山西会馆”演出，场场爆满，一下又唱红了酒泉，后来筱兰香回了老家，成为蒲剧界的泰斗，桃李遍三晋。
民国三十一年（年），山西侯马人李芳轩等又来到酒泉，组建“共和社”剧团，仍唱蒲州梆子，他的拿手好戏是《放饭》、《芦花计》等，又唱红了酒泉城。
西北五省都以秦腔为主，把秦腔视为地方戏，山西蒲州梆子在酒泉能有这么大的魅力，我想除了演员们的精湛技艺外，与山西商人们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酒泉是座古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广袤恢宏的大戈壁上的一块肥美的绿洲，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咽喉要道。东迎华嶽、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是河西重镇之一。长城终点嘉峪关在年前一直归它管辖。关于它的得名，很有些意思：相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西有功，汉武帝赐御酒与它，霍去病认为功在全军将士，不能独享，便将酒倒于泉中，三军共饮，因此称为酒泉。这个泉如今还在，又名“八卦泉”。泉水清澈甘列，冬不结冰，酿酒泡茶，都属上品。以前每逢五月端阳节，都有人在此卖杏皮子茶。吆喝道：“喝、喝、喝，青龙口里的，八卦泉里的，烧滚的，晾冷的……”孩子们也跟着瞎起哄：“娘娘庙里的，奶奶尿下的……”在《汉书·地理志》上对此泉也有记载，日：“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在一首诗中咏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杜甫甚至说：道逢曲车流口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看来酒泉自古以来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地方。
酒泉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是一处耀眼的塞上明珠。西汉时设酒泉郡，后来改为肃州，而后又恢复为酒泉。唐宋元明清都给予高度重视，国民党时期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就设于此，现在是地区所在地。酒泉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尽头，是进入新疆的门户，因为据有嘉峪关的原因，从历史上来说，它的商务活动都是很兴盛的。远的不说，就从近代史上看，顺治年间，清政府就将它开辟为对外贸易的商埠。中国的丝绸、药材、陶瓷、造纸等通过它传入欧州，西域中亚的货物通过它运到中国内地。胡商未德·喀布尔记载当时的盛况道：“肃州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市场，离长城口的嘉峪关仅15海里，它的西部是土耳其斯坦干果商、西藏皮货商和蒙古驼毛商的交易场所……东郊是第一个要介绍的重要繁荣市场，街市上并列着土耳其斯坦的商人、陈列着华丽的地毯和土耳其斯坦的布匹，并有堆积如山引人馋涎欲滴的瓜果……”其实他的记载还很有限，从史料上看，当时波斯、印度等西方人已大量来此经商，使肃州的商业迅繁荣了起来。也许鉴于这种原因，它才被晋商所看。，从清代起，就有山西人骑骆驼来开发大西北，到民国时，在酒泉的山西人就数以千计了。当时的大字号除了“三义堂”外，还有“圆义成”、“万盛水”、“永秦恒”“大义昌”、“二聚合”、“德聚和”、“大恒昌”、“义和成”、“灵德堂”、“继美丰”、“福德隆”、“晋丰恒”及“洋子公司”、“正太公司”、“恒记有限责任公司”等。“恒记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大家之一孔祥熙的卖买，主要是开发玉门石油油矿，由山西定襄县张村人郭根甫的住子郭树人代理，灵武人史子培是国民党中央银行酒泉分行的副行长。金融界在前清时期还有一些山西人开的银号和当铺。曾经财雄一方，民国时期随着国家银行的兴起，渐次没落，后只剩两三家当铺。另外还有许多中小型商业字号和小摊点遍布全城及城外各镇。还有一些跑乡的和跑山的流动商贩。他们的商业活动几乎渗透到酒泉的角角落落。他们在酒泉扎住根后，代代相传，就此定居下来，以至于后来还专买了地皮设置山西仪园，用以安葬去世的山西同乡。据我了解，山西仪园有两处，一处在城南，一处在城东，在城东的山西仪园现被泉湖乡永久第八生产队平坟后种了地。在平坟时连张告示都没贴，也不通知坟主迁坟，山西人对此十分气愤，有人多次找过有关部门，但至今仍未解决。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拿晋商和徽商作了个比较，说徽州民风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而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却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山西的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此话道出了晋商的特点，但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就是山西商人的这种四海为家的人生观，他们一旦出来，就很少有回去者。明清以来到大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他们的后代遍布西北各地，前些年我在人迹罕到的新疆边境阿拉山口还碰到过一个。东到日本，西至阿拉伯国家，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山西商人足迹天涯。他们曾骄傲地自称：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另外山西商人的谋略和气概也是芸芸众商所不可望其项背的。清代康熙皇帝刚停息边陲战火，解除关禁，山西商人就将通往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了起来，仅“大盛魁”的商队就拥有十万匹骆驼。试想：十万匹骆驼满载货物向异国进发，那是一种什么气势！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的白银六万两，无力偿还，老板去磕了一个头，说明困境，对方挥挥手，便一笔拉倒。还有一点称道的是晋
商的财富。在清代后期，他们积累的财富曾经达到了顶峰，连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向他们借过钱。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西行，回京时缺少盘缠，就将一架法兰西进贡的85斤重的金火车头钟押给了晋商太谷曹家，向曹家借了10万两白银，结果留下“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北归”的笑柄。
酒泉“三义堂”座落在城北门外边，当地人习惯叫北台。五十年代初，城墙和城门都完好无损，城壕里水还有丈把深。出城后两边店铺林立，皮车户和钉马掌打铁的较多，也有一些骆驼户。“三义堂”便在城郊边上，离仙姑庙不远，中间隔着一条大路，通汽车后改为汽路，经嘉峪关、玉门，直达新疆。这条路曾经为多少诗人提供了断肠的素材，唐代王维就曾写道：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林则徐当年被发配伊犁，就是走的这条路。那时酒泉没西门，往西去都走北门。
包头“三义堂”负责西路生意的大掌柜是关荣年，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到西路分号来巡视一遍。酒泉是个大分号，因此关掌柜来甘肃时多在酒泉“三义堂”住。后来就在酒泉娶了一房小老婆，在城内买了一套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侯交通极为不便，从包头到酒泉骑骆驼要走一个多月，“三义堂”的大掌柜隔一两年能来巡视一趙，就很难得了。当然酒泉和敦煌分号的同仁要回一趟家，就更不容易。郭元卿是民国二十六年（年）才回第一趟家的，算算来到酒泉已有12个年头了。他回家是随驼队走的，任务是押货，算是出差兼探亲。其他二掌柜们回家，也是如此。“三义堂”自己没骆驼，运送货物都是雇地方骆驼户的驼队。驼队都有自自己的行进线路，俗称北草地，其实在甘肃和宁夏的地面上，有ー半都是在大戈壁和沙漠上。
我曾经向走过这条路的晋商们打听过他们行进的路线，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条在地图上找不出来的捷径，他们不是往东走高台、张掖，而是往北走金塔、毛目。在毛目（现在的鼎新）过了额力子河（黑河），オ沿着古长城往东行进，然后到武威地区的营盘附近，又折向北行，进入宁夏。自始至终，也没有正经路。走过这条路的晋商们说：哪有甚的路，骆驼粪蛋子就是路。看到前边有骆驼粪蛋子，只管跟着走就是了。通常他们行进时，都是先由驼户头儿骑着马或骡子在前边探路，走一程见前边平安无事，就返回来接他们再走，引他们走一程后，就又到前边去探路。地名除了地图上印的外，全是他们依据地形和自然风貌编造的，什么人头山、老虎口、麻黄滩、琐琐窝……这些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全口头相传。
在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巴彦高勒，有一道税卡，凡过往客商的货物，在此处都得上税，一副骆驼垛子交一疋白洋布。一副骆驼垛子重斤（老秤）。骆驼这东西很能负重，能驮起自身重量东西，只要它能站起来，就能走得动。在这处税卡上，不知收走了晋商们的多少钱财。光“三义堂”一年交掉的白洋布，就有几千疋！这儿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黄河，再没有通道，谁都逃不脱。在这条线路上，沿途都有站，一站十八里，为防土匪打劫，他们每天迟行早宿，一般只走三四站路，行动十分缓慢。每天早上起来，驼工们先去放骆驼，待骆驼吃饱了，才装上驮子起程。然后就周而复始的单调而缓慢地咣当、咣当地走。
咣当，咣当，驼铃的悠扬不知耗去了多少山西商人的一生……说是站，其实大多并无房屋和服务人员，只不过是一个个破旧简陋的骆驼圈或一眼水泉，一处庙字，因此食物都要自己带足，不然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东西。听郭元卿生前讲，他们每起身前，都要将猪肉连肥带瘦切成丁，放上葱姜调料炒成肉臊子，水份炸干，盐放重点，装在牛筋竹筒里，每做饭时，用勺子打出一些肉臊子往开水锅里一倒，揪汤面片子，上顿是它，下顿还是它，一直吃一个多月，肉臊子也不坏。主食就是炒面，炒面就是主食，汤面片儿算是大菜了。行李、帐篷就在骆驼上带着，每天到站将帐篷解下来一支，打开行李各睡各的，不用花店钱。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少人无烟的去处，路线都是沿着有水泉或河流的地方。路上难免遇到野兽，驼户们都有土铳和十分凶猛的藏狗，用以防身。说起来野兽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土匪。驼户们都有经验，到土匪出没的地方，就将驼铃尽行摘去，悄悄穿过。那些骆驼们也通人性，一摘去驼铃，便静悄悄的，一声不叫，放轻脚步，快快地走。据郭元卿在世时讲，他回家那年走到北草地王爷庙，就遇上了土匪，土匪老远一打枪，他们都四散躲起来，土匪来了见没人，也不牵骆驼，也不找人，只捡值钱的东西卸下来驮到自己的马上，然后唿哨而去。不过“三义堂”与镖局有约，每年都花钱买镖，镖局与土匪都通着，后来被劫去的大部分货物都被镖局找了回来。郭元卿那次损失了一些东西，原给他父亲买的一件宁夏滩羊皮袍子及给妻女兄弟们买的一些礼物都失去了。但只要人安全，大宗货物没多少损失，就很幸运了。当年在北草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惨案，人被土匪杀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回来，全被狼吃了。我曾经听我父亲讲过许多那些号称瀚海之舟的驼队运输货物的故事，它不仅危险，也异常辛苦。夏天毒日头晒得人鼻子发焦，一趟下来，脸上得脱几层皮；北草地的蚊子十分凶悍，把狗都能咬疯了！冬天奇冷，滴水成冰，冻得人直消眼泪；塞北的风非常凛测，嗖嗖地象鞭子在抽，人冻急了，就在骆驼身上揪把毛捂到脸上去。最难受的还是驼户们烤裹脚布子。走了一天路，身上再冷，脚底板也出汗。驼户们的裹脚布子都是毛制的，又臭又长，晚上支起帐篷生上火，就一人两条搭在火旁烤起来，气味着实难闻，外面贼冷，又不能开门，只得强忍着，驼户们惯了，无所谓，只苦了他们这些押货的二掌柜们。
郭元卿这次押货到包头后，在“三义堂”办完事，就搭汽车到大同，然后转乘火车到忻州，再由弟弟们用马车接回代郡村，这一趟就走了两个多月。他12年没回家，按照“三义堂”的探亲规定，应该享受半年的假期，但到家后刚住了一个来月，日本鬼子就打进山西省了，他怕走晚了打起仗来出不了山西省了，只得告别亲人再回包头柜上去（当时他们都习惯把三义堂称柜上）。那时他年届四十，已经历练得十分成熟，在众多二掌柜中，也称得上是个佼佼者，已能独当一面，所以这次他到柜上后，大掌柜就派他到敦煌分号去主事。四十岁在他来说是个转机，但多少四十岁的二掌柜和三掌柜们仍在原地踏步，晋商这碗饭，并不好吃。
郭元卿领命后，向老家打封书子，就又押着驼队风餐露宿，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酒泉，然后再从酒泉乘大车到敦煌。古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非也！其实多为不得已耳！
“三义堂”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章制度现在看起来都是十分科学的。就拿工资一项来说吧，它规定总号和各分号人员都不开月资，只以个人职务定等级，年终分红。平常用钱都是在柜上支，年终分红时扣除。这个等级是按照个人资历、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逐年增加的。高级职员和低级职员的工资悬数很大，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办法。郭元卿在40年代中期，已经顶到2分红利了，除了全家人一年的用度外，
也能分到几百大洋。学生们只管吃用，不开工资，然而一旦熬出头，马上就可以定等级，按等级分红，与财东共享股份。厨师及杂务人员也是随用随支，年终算帐，干得好的，收入往往都很可观。“三义堂”的总体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到个人收入。这就使得整个“三义堂”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增加了责任感和凝聚力，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分号人员的工资都由总号下拨，分号的日常收入开支只向总号报帐，不管分配。分号人员的职务升迁、等级评定、工资发放、省亲例假等等都牢牢地掌握在总号手中，所以尽管远隔千里万里，也不存在失控问题。大家都在一盘棋上，都在按照规则走一盘棋，从而极大的保证了整个“三义堂”商务活动的正常运作。
郭元卿这次回家探亲后，20多年再没回去，直到年才再次回去。原因除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外，还有战乱及家庭变故、工作变化等诸多因素。甘肃河西走廊解放初才有客运汽车，年才通火车。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到多少少晋商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但他只说出了他们的辛劳和酸楚，而他们遭受到的人生悲剧还远不止这些。如山西忻州人张禛荣，刚来到酒泉是跑山收皮货的，赚了点钱后，就与同乡李续等合伙开了家“洋子公司”，专门经营皮毛和羊肠肠衣，后来生意做大了，肠衣直接出口苏联。他儿子常年住在后山收购羊只和皮毛，不幸却遭了一场塌天大祸，羊只皮毛全被土匪抢光了，儿子也被土匪杀了。还有山西忻州人秦子祥，他是跑长途贩运的，买卖也很大，字号叫“大义昌”，包头也有庄。他在一次从新疆押货到酒泉的途中，遭遇了土匪，土匪趁他们夜间睡熟时砍断了扯帐篷的绳子，帐篷塌下将他们捂在里边，然后赶走了他们的所有车马和驼队，据说仅骆驼就有四百多匹。并砍死砍伤好多人。秦子祥头上也被砍了一刀，差点丧命，损失极为惨重，以致一蹶不振，喏大ー个“大义昌”就此消逝。秦子祥后来在酒泉城里拉辆架子车卖煤土（打煤砖的粘土），境况十分狼狈！这样的事例如果搜集起来，还有许多，尤其在马步芳弟兄们肆虐河西时期，商人们受到的侵害就更多。余秋雨先生说：“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此话一点不假！
郭元卿到敦煌后不久，他在山西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由他父母抚养。那时日本鬼子正在山西大张杀伐，晋绥军、八路军几家都在打仗，遍地烽火，有家难回。妻子患病直至亡故都不能回去，在他来说真是万分痛心的一大憾事。后来他大女儿、二女儿结婚，他也没能回去，直到年他回去时，他二女儿才见到她朝思暮想13岁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那时他大女儿也已因病故去世多年了，留下一个孤苦零丁的儿子。后来郭元卿又在敦煌成了家，从此天各一方，人各一处。（未完待续）
（选自《实录走西口》未注明出处的照片来自网络）
郭灿东，男，祖籍山西忻州忻府区曹张乡代郡村，年生于甘肃酒泉，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度过。曾就读于定襄县中学（时称忻定二中）。年在铁路第一工程局三处机修厂参加工作，年调入兰州铁路局武威分局嘉峪关水电站工作，年退休。一生喜爱文学，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历时十年，著就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黄巢》，余万字，于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年3月获甘肃省委省政府优秀图书奖，并被甘肃省广播电台改编为评书联播。年11月中篇小说《果花儿》获甘肃省第三次文学优秀作品奖；年3月散文《狼尾山》获《福建文学》佳作奖；年短篇小说《第十六座墓碑》被《小说月报》第5期选载，并于年12月获甘肃省第四次优秀作品奖。散文《狼尾山》和短篇小说《第十六座墓碑》分别被《甘肃省—年文学作品选萃》选载入散文卷和小说卷。短篇小说《女法官》于年10月获“多金杯”全国短篇小说奖三等奖。至今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余万字，获省级以上奖励10余次。年至年担任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年被甘肃省作协推荐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届作家班学习。年被甘肃省作协聘为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年获嘉峪关市首届文学艺术成果奖。事迹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收入《中国职工自学成才者辞典》。年至2年曾担任嘉峪关市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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