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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脚僧图EO.（图2）

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

敦煌壁画和纸绢画中，有一种僧人与虎同行的佛教史迹画。画面大同小异，一般为：一僧背负经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EO.的经囊上有“大藏”两字），头戴檐帽，手持麈尾和锡杖，在云彩中风尘仆仆地疾行，旁有一虎相随，上方有一化佛，通常称之为行脚僧图。与常见的玄奘取经图（主要是著名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镰仓时代《玄奘三藏像》）比较，均为背负经囊、努力前行的僧人，所以许多人认为这就是玄奘取经图或常与玄奘取经图进行比较，但玄奘取经图没有化佛、没有老虎、头上不戴帽、脚下没有彩云，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谨慎的学者一般称之为“行脚僧”。由于形像特别，国外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些图像，但他们的统计是极不完整的，加上他们汉文资料运用上的缺陷，均未考证出此图的来源，只是作了些艺术分析和相关资料的罗列。[1]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其《达摩多罗考》一文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许多疑问，并希望有“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更为完整的资料和特别在藏学领域中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2]笔者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图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行脚僧图调查

据笔者统计，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现存至少有20幅，即：

1.莫高窟壁画上有8幅，对称分布。第45窟前室门上残存2幅，绘于五代，此为笔者新发现。第、、窟甬道两壁各有一幅，约绘于11世纪上半叶。

2.法国伯希和劫去7幅。其中3幅在吉美博物馆，馆藏号为EO.、EO.、MG.，另外4幅保存在敦煌遗书P.、P.、P.、P.（39）中。

EO.。彩绘绢本，保存完整，高79厘米、宽53厘米，左手拄杖。右手持念珠，身后放光，有虎相伴，画面左上角有云中小佛。小佛前方和行脚僧身后上方原有榜题，现漫漶，经囊上写有“大藏”两字。（图1）

图1EO.行脚僧图

EO.。彩绘绢本，高80厘米、宽54厘米，光头，无帽子，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有虎相伴，无小佛。有头光，身后有一道白光。榜题：“宝胜如来一躯。意为亡弟知球三七斋画造。庆赞供养。”（图2）

MG.。彩绘纸本，高50厘米、宽29厘米，画面完整，戴帽，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在彩云中快速行走，有虎相伴，画面左上方有一云中禅定佛。前方有榜题痕迹，字迹漫漶。（图3）

图3MG.行脚僧图

P.。白描纸本，正面为《法华经》2页，背面画行脚僧，高49厘米、宽26厘米，戴帽，面向右侧（一般都是向左侧），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与虎为伴，脚下无云彩，画面右上角画云中禅定佛。身后有榜题痕迹，字迹漫漶。（图4）

图4P.行脚僧图

P.。彩绘纸本，高85厘米、宽29厘米，下方有完整的木轴，长33厘米，用以卷画。行脚僧戴帽、面向右侧，左手拄杖、右手持麈尾，与虎为伴，在彩云中行走，画面右上角有云中禅定佛。前面有榜题痕迹，字迹漫漶。（图5）

图5P.行脚僧图

P.。彩绘纸本，高71厘米、宽30厘米，行脚僧戴帽、面向右侧，左手拄杖、左手持麈尾，与虎为伴，在彩云中行走，画面右上角有云中禅定佛。行脚僧前面有榜题，榜题完整：“南无宝胜如来佛”。与其他行脚僧不同的是，此行脚僧跟前有一僧人合十而跪。此图上下有较多空白，类似P.，可能当时也是有画轴。

P.（39）。P.为一组纸画，约40件（最著名的是第24件粟特神），其中第39件为行脚僧图，彩绘纸本，高55厘米、宽32厘米，行脚僧戴帽，面向左侧，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与虎为伴，在彩云中行走，画面左上角有一云中禅定佛，行脚僧前面有榜题：“南无宝胜如来佛”。（图6）

图6P.行脚僧图

3.英国斯坦因劫去2幅，今藏英国博物馆，馆藏号为S.P.（Ch.）、S.P.（Ch.a）。

S.P.为纸本彩绘，高41厘米、宽30厘米，较完整，行脚僧戴帽，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有虎为伴，在云中行走，画面左上角有云中化佛。化佛、行脚僧前面各有一榜题痕迹，文字漫漶。

S.P.为纸本彩绘，高30厘米、宽23厘米，残存一半，行脚僧戴帽，左手持麈尾（仅存柄），右手画面已失，与虎为伴，在云中行走。画面左上角毁，不知有无化佛。（图7）

图7S.P.行脚僧图

4.俄罗斯鄂登堡劫去1幅，纸本彩绘，高52厘米、宽30厘米，馆藏号Дх.。画面、榜题完整，行脚僧戴帽、被经囊，左手持麈尾、右手拄杖，在云彩中快速行走，身边有一虎，张嘴伸舌，前方上角画云中坐佛，云下榜题“宝胜如来佛”。行脚僧前额左侧露出些许头发，耳后有一块黑色，疑也是头发；披巾在胸前敞开，上衣窄袖、下裳很短，韦革束腰，似非袈裟。[3]（图8）

图8Дх.行脚僧图

5.韩国中央博物馆藏1幅。纸本彩绘，高49.8厘米、宽28.6厘米（松本荣一记录为高42.4厘米、宽29厘米），馆藏号号，来自于大谷探险队。行脚僧携虎行走在彩云中，前上方有云中佛像，隐约可见“南无宝胜如来佛”榜题。[4]（图9）

图9韩国中央博物馆藏行脚僧图

6.天理图书馆藏1幅。纸本彩绘，高43厘米、宽28厘米，馆藏号-イ13。黑田当从一大谷探险队队员手中获得，而后为中山正善氏私人收藏，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入藏天理图书馆。画一行脚僧荷经乘云疾走，左手执杖、右手持麈尾，前方上角画一佛，下方榜题“宝胜如来佛”。[5]（图10）

图10天理图书馆藏行脚僧图

二宝胜如来与宝胜如来信仰

大部分行脚僧图中有一云中小佛，有的榜题保存完好，知这是宝胜如来。如：

1.莫高窟第45窟前室为五代重修，西壁门上正中为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两侧各残存一幅行脚僧图的部分画面。南侧一幅的榜题完整，为“南无宝胜如来伏虎游历救度众生”，（图11）北侧一幅残存“……胜如来……游历世界”。

图11第45窟行脚僧图榜题

2.莫高窟第窟甬道南壁行脚僧图的榜题与P.、P.中的行脚僧图榜题均为“南无宝胜如来佛”。韩国中央博物馆藏本的榜题为“囗囗宝胜如来佛”，所缺两字当为“南无”。

3.俄藏本和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的榜题为“宝胜如来佛”。

4.法国吉美博物馆藏EO.的榜题字数最多：“宝胜如来一躯。意为亡弟知球三七斋画造。庆赞供养。”这幅画无佛像，并且从榜题上也可看出，作者误把行脚僧当作宝胜如来佛了。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佛经中提到宝胜如来的地方不少。如实叉难陀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记载：“又于过去无量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子闻是佛名，毕竟不坠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

一些佛名经中也有宝胜如来之名，较详细的是菩提流支译的《佛说佛名经》，该经卷八记载：

东方有世界，名宝集。彼世界有佛，名宝胜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现在说法。南无宝胜佛。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彼佛名，至心受持，忆念赞诵，合掌礼拜。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足三千世界珍宝布施，如是日日布施，满足一百岁。如此布施福德，比前至心礼拜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及一。

北宋法护译的《大乘大方广佛冠经》卷下也有类似记载。

下面对《金光明经》信仰与宝胜如来的关系略作考述。

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记载：“宝胜如来本往昔时，行菩萨道，作是誓愿：‘若有众生于十方界临命终时，闻我名者，当令是辈即命终已，寻得上生三十三天。’”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长者子流水品”中内容相同，但却把宝胜如来译作宝髻如来。

《金光明经》在中国十分流行，译本、注疏、忏仪、感应传等多达二三十种。（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记载隋开皇十一年（）天台宗祖师智顗（—）曾为扬州总管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后炀帝肃妃病，智顗为她“建斋七日，行光明忏”。智顗著有《金光明经文句》6卷、《〈金光明经文句〉文句记》8卷、《金光明经玄义》2卷、《〈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8卷。《续高僧传》卷二四“慧乘传”记载，年，炀帝西巡，释慧乘“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敕为高昌王麴氏讲《金光明》。”莫高窟隋代第窟窟顶人字披东披绘萨埵那太子饲虎，西披绘流水长者子救鱼，内容见于《金光明经》中的“舍身品”和“流水长者子品”，应称为金光明经变，疑与炀帝西巡有关。[6]年，唐肃宗在义净塔寺院置金光明寺，亲为题额。[7]敦煌随即建立金光明寺，该寺名初见年（P.《辰年牌子历》），至年犹存（《天禧塔记》），规模较大，还有寺学。[8]（隋）灌顶《国清百录·金光明忏法》、（宋）知礼《金光明最胜忏仪》和（宋）遵式《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均提到要念“一心顶礼宝胜佛”。既然《金光明经》信仰极为流行，人们对宝胜如来就不会感到陌生。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四提到：“宝胜如来本往昔时，行菩萨道作是誓愿：若有众生，于十方界临命终时，闻我名者，当令是辈即命终已，寻得上生三十三天。”这与念一声阿弥陀佛、灭众罪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信仰颇为类似。

宝胜如来后来成为密教五如来之一。不空译《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记载：“曩谟宝胜如来，除悭贪业，福德圆满。曩谟妙色身如来，破丑陋形，相好圆满。曩谟甘露王如来，灌法身心，令受快乐。曩谟广博身如来，咽喉宽大，受妙味。曩谟离怖畏如来，恐怖悉除，离饿鬼趣。行者若能如此为称五如来名者，以佛威光加被彼故，能令一切饿鬼等无量罪灭，无量福生……速离苦身，生天净土。”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记载：“诸佛子等：我今为汝称赞如来吉祥名号，能令汝等永离三涂八难之苦，为如来真净弟子。南无宝胜如来（若有大众，一时为称）。诸佛子等：若闻宝胜如来名号，能令汝等尘劳、业火等皆消灭。”以下是念离怖畏如来以获安乐，念广博身如来以得甘露饮食，念多宝如来以求财宝，念妙色身如来以获妙相，等等。

敦煌地区的宝胜如来信仰资料，笔者从壁画和文献上找到以下数则：

1.莫高窟第窟主室南壁西侧上方、北壁西侧上方、西壁龛外南北侧上方中唐各绘趺坐佛一身。其中3身的榜题保存完好，为“南无宝胜如来佛”（西壁龛外南侧）、“南无广博身如来佛”（南壁）、“南无妙色身如来佛”（北壁）。从榜题情况分析，原本表示五如来，因壁面限制，少画一如来。

2.莫高窟第窟南壁通壁为五代画5佛4天王，画面左上角一身佛的题名为“离怖畏如来”，其余榜题漫漶，但可知这是一铺五如来变，正中一身当为宝胜如来佛。

3.S.背为杂写，其中有“南无宝胜如来佛”一句。

4.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批敦煌遗书，其中津号是五代翟奉达于年为亡妻写经4种，第一部经为《无常经》，尾题：“显德五年岁次戊午三月一日夜，家母阿婆马氏身故。至七日是开七斋。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敬写《无常经》一卷，敬画宝髻如来佛一铺。每七至三周年，每斋写经一卷追福，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处，勿落三涂之灾，永充供养。”宝髻如来即义净在其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对宝胜如来的译名。“追福”“往生好处”“永充供养”等语与佛经记载宝胜如来的作用和法国吉美博物馆藏EO.某人为其弟知球三七斋画宝胜如来像的性质是完全一样。

翟奉达在其妻刚死时，不可在较短时间、有心情创画这铺宝胜髻如来像，从敦煌画中多达20幅的行脚僧图中大多有宝胜（髻）如来情况看，翟奉达只是像知球兄长一样，临摹当时流行的宝胜如来像而已。知球兄长所画宝胜如来像，实是画了行脚僧，而忽略了主角——那一身小小的云中化佛。看来他是把行脚僧当宝胜如来了，从他的错误、当时佛教史迹画流行等情况看，我们怀疑翟奉达也把行脚僧当成宝胜如来。如果此推测成立，再参考翟奉达为其亡妻一七至七七、百日、一年、三年斋写经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之事实（参阅P.、BD），推测纸绢画中的12幅行脚僧图中，有一幅可能出自翟奉达之手。

从知球兄长、翟奉达题记看，他们的宝胜如来信仰出于《金光明经》。

宝胜如来信仰不仅在敦煌流行，而且我们发现在于阗也有流行的迹象，种种资料显示，宝胜如来信仰可能起源于于阗。6世纪初，宝唱撰的《名僧传抄》第26条记载：

僧表，本姓高，凉州人也，志为勇猛。闻弗楼沙国有佛钵，钵今居罽宾台寺，恒有五百罗汉供养钵。钵经腾空至凉州，有十二罗汉随钵，停六年后还罽宾。僧恨不及见，乃西逾葱岭，欲致诚礼，并至于阗国。值罽宾路梗，于阗王寄表有张志，模写佛钵与之。又问“宁复有所愿不？”对曰：“赞摩伽罗有宝胜像，外国相传云最似真相，愿得供养。”王即命工巧营造金薄像，金光陕高一丈，以真舍利置于顶上。僧表接还凉州，知凉土将亡，欲反淮海，经蜀欣平县，沙门道汪求停钵、像供养。今在彼龙华寺。[9]

于阗把毗沙门天王视作创国之神，众所周知，不再赘言。赞摩伽罗是于阗第一大寺。详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佛寺志》一文。[10]而宝胜如来与毗沙门天王的关系，尚无人发现。于阗僧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卷七三“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四”主要讲善财参拜夜神。夜神告诉善财：“次有佛出，名为宝胜。我为毗沙门天王，亲近供养。”于阗佛教信仰极盛，把创国之神毗沙门天王也描写成信佛者，并“亲近供养”宝胜如来，这是于阗宝胜如来信仰的一个原因。

直到10世纪，于阗还信仰宝胜如来。P.除了有宝胜佛像外，还有一件《天寿二年五月日宝胜状奏》。天寿是于阗国的年号，天寿二年即年。宝胜一词作为人名或僧名，寄托了他父母或师父希望他“不堕恶道”“受胜妙乐”的美好祝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宝胜如来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崇高地位。

还有一条资料说明于阗信仰宝胜如来并传到中原。《宋高僧传》卷二一“唐朔方灵武下院无漏传”记载：

释无漏，姓金氏，新罗国第三子也……欲游五竺，礼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阗以西，至葱岭之墟，入大伽蓝……群僧语之曰：“观师化缘，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游方，空加闻见，不可强化，师所知乎？”漏意其贤圣之言，必无唐发，如是却回。临行，谓漏曰：“逢兰即住。”所还之路，山名贺兰。乃思前记，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结茅栖止。无何，安史兵乱，两京板荡，玄宗幸蜀。肃宗训兵灵武，帝屡梦有金色人，念宝胜佛于御前。翌日，以梦中事问左右，或对曰：“有沙门，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诵此佛号。”肃宗乃宣征，不起。命朔方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亲往论之，漏乃爰来……置内寺供养。

肃宗佞佛，曾任释道平为金吾大将军，又据（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〇记载，他曾召百名和尚在行宫朝夕念经，禳灾祈福。肃宗与不空关系极密切，（唐）赵迁《不空行状》记载：“鸾驾在灵武、凤翔，大师（按：指不空）常密使人，问道奉表起居，又频论克复之策。肃宗皇帝亦频密谍使者到大师处，求秘密法，并定收京之日。”天宝十五年（），肃宗从平凉逃到灵武时，经过无漏所在地。《旧唐书》卷一〇载：“上在平凉，数日之间末知所适……（朔方留后杜）鸿渐又发朔方步骑数千人于白草顿奉迎。”可见肃宗与无漏相见是极平常的事，托梦之说只不过是给他们的见面增加了一层宗教神秘色彩而已。无漏见肃宗之前，肃宗左右就知道他“恒诵此佛号”，这说明当时无漏就有一些名气。《旧唐书·张镐传》记载肃宗曾令“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肃宗曾置金光明寺，说明他对《金光明经》是熟悉的。无漏曾在内寺供养，或许这数百人晨夜所念的佛即是无漏恒念的宝胜如来佛。

直到五代还流行念宝胜如来佛名以禳灾，《旧五代史》卷一三三记五代楚王马希范（—年在位）卒，弟马希广继位（—年在位），希广佞佛，年马希萼来攻：“希广素奉佛，闻之，计无所出，乃被缁衣，引群僧念‘宝胜如来’，谓之禳灾。顷之，府廨火起，人或纷扰，犹念诵之声未辍，其憨如此。”

从无漏事迹看，他的佛教实践属密教范围，且与不空有关。他到于阗，“入大伽蓝，其中比丘皆不测之僧也。问漏攸往之意，未有奇节而诣天竺，僧曰：“旧记无名，未可辄去。此有毒龙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验，方利涉也。”漏依请，登池岸，唯见一胡床，乃据而坐。”然后降伏毒龙，“寺僧感默然许之，又曰‘必须愿往天竺者，此有观音圣像，祷无虚应，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于禅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婴虚肿，略无倾倚。”不空是开元三大士之一，他的译著中，有一些地方提到供养宝胜如来仪轨，除前引《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和《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并手印》外，与无漏事迹有关系的是不空译的《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

佛告曼殊利童子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飞空钵、行佛圣道、利益众生者，先撰高山及深谷，若如覆钵，若如仰钵。寂寞无人，最胜境界，作造庵室，唯好独住此清净道场所。断语无言，断五谷粒，餐食松叶，吞水吸气，禅定静思，诵《八大龙王陀罗尼》及龙王名号。若为异缘，莫过三百日，取粳米一斛，一百日干之。能持斋戒，不犯威仪，一心称念宝胜佛名……是则先佛修行要术、神仙秘法……因是得脱生死苦海。”

而无漏在于阗和白草谷的修行（降伏毒龙、坐禅于深山、恒念宝胜如来佛名等等）正与此相同，当是据此经轨而进行密教实践的。

白草谷的佛教在无漏之前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无漏之后，白草谷是密教一大道场，当与无漏在此驻锡修行有关。如：

《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记载：“释增忍（－），俗姓史氏……会昌初，薄游塞垣，访古贺兰山，中得净地者白草谷，内发菩提心，顿挂儒冠，直归释氏……忍刺血写诸经……总二百八十三卷。画卢舍那，阁三十五尺，门一丈六尺。起样画大悲功德三轴，自著《大悲论》六卷。”S.、S.、P.就有他的事迹和所写的《三教毁伤论》。

《宋高僧传》卷二六“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记载：“释无迹（－），姓史氏，朔方人也……大中九年（），年正十三，决意舍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师为弟子。操执密缜，拂攘嚣尘……光启（－）中传《佛顶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法》，归本府。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而多感应。”

《宋高僧传》卷二六“晋朔方灵武永福寺道舟传”记载：“释道舟（－），姓管氏……出家于龙兴寺孔雀王院……（后）入贺兰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涌……刺血画大悲千手千眼立像……断左肱焚之，供养大悲像……又曾截左耳为民祈雨，复断食七日请雪，皆如其愿。”

我们可将以上所考归纳如下4点：

1.宝胜如来信仰有一个发展过程，初为显教一佛，见于《金光明经》《华严经》《佛名经》等经。后来为密教所重，见于《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等经。

2.无漏的宝胜如来信仰很可能来自西域。

3.从不空译著、无漏实践、肃宗推崇等情况看，可能在肃宗时期，朝野上下一度流行宝胜如来信仰。直到五代时期，宝胜如来信仰仍见流行。

4.当时密教在开元三大士的推动下，蔚然成风。作为显教发展而来的一种密教信仰，宝胜如来信仰的流行是时代的产物。

三李通玄事迹与《李通玄随虎图》

无漏常念宝胜佛，又是僧人，似与敦煌画中的行脚僧有某种联系，但无漏事迹中均无与虎为伴的记载。那么这位行脚僧是谁呢？从背荷经卷、与虎同行等特征看，笔者认为与中国佛教史上李通玄的传说最为密切。

李通玄事迹较早、较详细的记载当属咸通（-）时人马支撰集的《释大方广佛新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

李长者，讳通元，莫详所自，或有询其本者，但言沧州人。开元二十七年（）三月望日，曳策荷笈至于太原孟（盂）县西四十里同颖乡……每旦唯食枣十颗、柏叶饼子如匕大者一枚。自尔不交外人，掩室独处，含毫临纸，曾无虚时，如是者三年。一旦……至马氏古佛堂，自构土室，寓于其侧，端居宴然，于兹十年。后复囊挈经书，遵道而去……忽逢一虎，当途驯伏，如有所待，长者语之曰：“吾将著论释《华严经》，可与吾择一栖止处。”言毕虎起，长者徐而抚之，将所挈之囊挂于虎背，任其所止。于是虎望神福山原，直下三十余里，当一土龛前，便自蹲驻。长者旋收囊装，置于龛内，虎乃屡顾，妥尾而去……龛之四旁，旧无泉润，长者始来之夕，风雷暴作，拔去一古松，高三百余尺。及旦，松根之下，化为一潭……时人号为长者泉，至今澄明，未曾增减，愆阳之岁，祈之必应。长者制论之夕，心穷元奥，口出白光，照耀龛中，以代灯烛。居山之后，忽有二女子，容华绝世……常为长者汲水、焚香、供给纸笔，卯辰之际，辄具净馔，甘珍毕备，置长者前。斋罢撤器，莫知所止。历于五祀……长者身长七尺二寸，广眉朗目，丹唇紫肌，长髯美茂，修臂圆直，发彩绀色，毛端右旋，质状无伦，风姿特异。殊妙之相，靡不具足。首冠桦皮之冠，身披麻衣，长裙博袖，散腰而行，亦无韦带。居常跣足，不务将迎，放旷人天，无所拘制……长者行止元微，固难遐究，虚空不可等度，况拟求边际耶？比岁僧元觇特抵方山，求长者遗迹……又于寿阳南界解愁村遇李士源者，乃传论僧之犹子，示《长者真容图》，瞻礼而回。[11]

《宋高僧传》《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书有关李通玄的内容大都据此编撰。

关于李通玄的身世和具体活动年代，诸书记载不一。《佛祖统记》卷二九记载：“长者李通玄，唐开元七年（）用新译《华严经》造《释论》（即《新华严经论》）四十卷。”同书卷四〇记载相同。《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开元二十八年”条记载：“长者李通玄，唐宗子也，开元二十八年顺世。长者以七年至太原盂县。有高仙奴者，识其为大贤，馆之斋中。”（南唐）释恒安《续贞元释教录》还提到：“《新华严经论》一部四十卷，九百纸……右此一论，是李通玄长者开元十七年于太原东北盂县同颖乡大贤村造，盛行于世。”对此，赞宁采取慎重的态度，在其《宋高僧传》卷二二“法圆传附李通玄传”中只笼统提到：“唐开元中，太原东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孙……（开元十八年卒），报龄九十六。”李通玄的弟子、东方山逝多林寺比丘照明在大历五年（）撰的《华严经决疑论·序》中提到：“北京（按：指太原）李长者，皇枝也，讳通。性禀天聪，智慧明简，学非常师，事不可测，留情易道，妙尽精微，放旷林泉，远于城市……起自开元七年，游东方山，隐沦述论。终在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并自称：“照明亲承训授，屡得旨蒙。”照明为李通玄弟子，他的说法较可信。李通玄是“帝胄”一说，似有可能，至于他的身世隐晦不明的原因，我们从照明云他“年过四十，绝览外书。在则天朝，即倾心《华严经》”等语中似乎可以推测他在40岁前后即武则天大权在握时期才“绝览外书”，可能与当时佛道之争和朝廷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有关。

前文提到，唐代就有《长者真容图》的存在。到五代、宋时，中原仍流传李通玄像和他的事迹画。《续贞元释教录》记载：“升元二年（），僧勉昌进请编（《新华严经论》）入藏。大唐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令书十本，写《李长者真仪》十轴，散下诸州，编于藏末。”按：“大唐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即南唐开国皇帝李升（－），他于年建齐国，改年号为升元，次年，他“自言唐宪宗（第十）子、建王恪”的后代，所以“改国号曰唐”。[12]建国不久即写《华严经论》10部，《李长者真仪》10轴，颁行境内。当时佛经、经疏很多，为什么独钟情于这部已经“盛行于世”的经论呢？李升的这一举动除了说明他崇信佛教外，或许与李通玄是“唐之帝胄”有关，勉昌借此为李升登基吹鼓。庐山是南唐佛教的一个中心，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记载：“太平兴国寺……晋武帝太元九年（）置，旧名东林。唐会昌三年（）废，大中三年（）复，皇朝兴国二年（）赐今名……又有明皇铜像、《李通玄长者写真》，皆前世故物。”这幅前世留下来的《李通玄长者写真》当是李升颁下的10幅《李长者真仪》之一。

宋代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曾画过《李通玄随虎图》。葛胜仲《丹阳集》卷二二有“跋李伯时画《李元通（按：李元通系李通玄之误）随虎图》三首”，诗云：“《华严》宝轴挂於菟，笑问翻经有也无？引下福山三十里，不应老马独知途。”“清槭寒潭土作宫，杨枝柏叶五年中，《论》成永作将来眼，第一（按：一作“一笑”，是）功归大小空。”“素幅工传长者真，龙眠端恐是前身。只留散带经行影，不貌供斋两主（按：系“玉”字之误）人。”[13]诗中的“於菟”是指虎。“两玉人”“柏叶（饼）”“（写论时间）五年”“土作宫”“散带经行”等语皆与前面提到的李通玄事迹相一致。《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条还提到李公麟画有《华严会》。[14]

李公麟为什么画李通玄事迹呢？

李公麟是宋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画则追顾、陆。至于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15]他的画，“鞍马逾韩干，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潇洒如王维，当为宋画中第一。”[16]虽然他曾进士及第，但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元符三年（）因病辞官隐居。我们从他的画和画名中可以领略到一种表现低落伤感的画外意，如《缚鸡行》《陶潜归去来兮图》《王维看云图》《阳关图》《昭君出塞图》《五王醉归图》《醉僧图》《观鱼僧》等。李通玄中年远离城市，居土龛，“日食十枣、柏叶饼一枚”，一位帝室成员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容易引起怀才不遇的李公麟心灵上的共鸣。葛胜仲诗中的“素幅工传长者真，龙眠端恐是前身”之句，即是对他们艰难坎坷人生的一声感慨。

（清）陆增祥《金石续编》卷一七收录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陆增祥解题：“高五尺五寸，广三尺二寸，十五行，行二十四字，正书，额题‘长者龛记’四字，篆书。在山西寿阳县方山。”但（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七则记为：“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七寸八分，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正书，今在寿阳县方山下寺。”不知孰是，《金石续编》卷一七所载全文是：

长者龛记

予元祐戊辰奉使河东，行太原寿阳县，诣方山瞻李长者像。至则荒茅蔽岭数十里，前后无人烟，有古破殿屋三间，长者堂三间，村僧一名，乞食于县，未曾在山。予于破竹经架中得长者《修行决疑论》四卷、《十元六相论》一卷、《十二缘生论》一卷，梵夹如新。从此遂顿悟华严宗旨。邑人以予知其长者也，相与劝勉，择集贤岭下改建今昭化院。予去彼三十年，有住持僧宗悟来言：“方山非昔日方山也，松柏林木高大茂盛，不植而生，皆应古记。又于长者造《论》处发见龛基，以砖石甃砌。前建轩阁，古迹历然，僧徒粥饭不求于外，游人士庶不绝于道。相公开其始，悟之先师政成其终，愿得相公只字以为法门之光。”予曰：“予持戒人也，必不妄语，可自纪其实，以传后人。”政和戊戌十月望日观文殿大学士张商英题付宗悟。

朝请大夫直秘阁权发遣河东路计度转运使公事赐紫金鱼袋陈知质篆额。

迪功郎前房州司户曹事圆顼、居士高淳并如志、居士范圆焞施石。

又，明、清刻本缺名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书中，也收有李通玄事迹，即“通玄禅师”条，[17]该书内容出于上述所引资料，画像拙劣，但可以就此了解李通玄事迹画流传时间之久。

四行脚僧图与

西藏佛教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

我们从现有的资料中并没有发现李通玄出家为僧的记载，所以李通玄像应是居士装束。敦煌画中的行脚僧“首冠桦皮之冠”，韦革束腰，服饰繁富，并非袈裟，这与李通玄事迹较为接近。问题是，莫高窟第窟甬道南、北壁和吉美博物馆藏EO.、EO.等行脚僧图中，行脚僧均光头，明确是僧人形像。一个例外是，俄藏行脚僧图中，前额左侧露出些许头发。

在西藏佛教绘画中，有许多以虎为伴的负笈居士，名为达摩多罗（图12）。[18]达摩多罗居士一般与布袋和尚（契此）一起附于十六罗汉中，有人认为这就是十八罗汉的来源之一，[19]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想，根据五世达赖（-2）《供养十六罗汉仪轨》记载，“达磨（一作摩）多罗（法增）居士是甘肃贺兰山人，因奉事十六尊者而得到感应，每日都见有无量光佛出现在云中。他的画像常是背负经荚，身旁伏有卧虎。”[20]这里并没有把法增居士当罗汉看待。又，印度阐德拉·达斯年的游记《拉萨和中亚旅行记》一书中也说“（在拉萨一座寺院里，十六罗汉）由信事男达摩多罗接见的场面而排列，达摩多罗是古代中国中原最著名和最虔诚的佛教徒之一。”[21]同样也不把达摩多罗当作罗汉，而是认为是一位中原的佛教徒。

图12达摩多罗唐卡16-17世纪鲁宾博物馆藏

前引《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提到宝胜如来是过去佛，而无量光佛有时也被认为是过去佛。般剌密帝译的《楞严经》卷五记载：“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有可能是五世达赖所说的无量光佛是宝胜如来之误。但是，虽然无漏曾居住在贺兰山，也常念宝胜如来佛名，但无漏事迹中未见他与虎为伴、信奉十六罗汉的记载，达摩多罗（法增）之名又出于何处呢？戴密微万余言的《达摩多罗考》没有考证出这位“古代中国中原最著名和最虔诚的佛教徒”是何许人。笔者认为，他就是唐代著名的华严三祖法藏（-）。

新罗崔致远撰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记载：

释法藏者，梵言达摩多罗。字贤首，梵言跋陀罗室利……俗姓康氏，本康居国人……年甫十七，志锐择师，遍谒都邑缁英，懊其拙于用大，遂辞亲求法于太白山，饵术数年，敷阅方等……后于云华寺讲（《华严经》），有光明现，从口出，须臾成盖……前后讲新、旧两经三十余遍……（他参与译《八十华严》时）译堂前陆地开百叶莲花……神龙元年（）冬，敕令写藏真仪，御制赞四章。

其他所有介绍法藏事迹的史籍，如《宋高僧传》《佛祖统记》等均未提到法藏名字的梵文音译，所以戴密微等人不知达摩多罗即法藏。

可以将居士形像、负笈装束理解为法藏28岁出家前游历事迹，但文献上并没有记载他与虎为伴、念宝胜如来佛的记载。

法藏与李通玄都是与《华严经》有关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传说也颇类似：

法藏

李通玄

八十华严经译者之一

八十华严经著论者

饵术数年

食枣及柏叶饼

口出光明

口出光明

译堂前陆地上开百叶莲花

风拔龛前树成池

又，（唐）胡幽贞《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记载：“大唐永徽年中（－），有居士樊玄智，华严藏公之同学……专以《华严》为业，居方洲山中，初饵松叶。六十余年诵持不替，五十年前感其所地涌甘泉……有时夜诵，口放光明，照及四十余里，光色如金。”可见李通玄口出光明的神异只是袭用法藏、樊玄智等人的神异而已。李通玄著论时，风拔树成池，有“二女为之汲泉、炷香、奉纸墨”的神异也是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时诸神异的翻版：“义熙十四年（）三月十四日，于建业谢司空寺造护净法堂，翻译《华严》。当译经时，堂前忽然化出一池，每旦日有二青衣从池而出，于经堂中洒扫、研墨给侍，际暮还宿池中。”护净法堂的二侍女是龙王化身，“此经久在龙宫，龙王庆此翻译，故乃躬自给侍耳。”而李通玄注释《华严经》时，龙王再次化身给侍。编造这些神异故事是为了抬高他所著经论的地位。因为李通玄早年“留情易道”，他的著作中渗透着道教成份，《佛祖统纪》卷二九记载：“其立论以十处十会盛谈法界，与藏师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请主等十别对胜《法华》，而不知《法华》是开权显实之谈，不识《华严》是兼别说圆之典，故多为吾宗所斥。”《宋高僧传》卷二二“法圆传附李通玄传”记载：“幽州僧惠明鸠诸伪经并《华严论》同焚者，盖法门不相入耳。”可见当时争议之大。荒诞的神异故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佛教派别矛盾。

从画中和资料记载上看，敦煌画中的行脚僧与西藏佛教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均戴冠、荷经、有化佛、与虎为伴、作行走状等，两者同源（图13），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大的区别是，藏传的为居士形像，敦煌的为僧人形像，藏传形像更接近李通玄事迹。笔者认为，李通玄事迹画在辗转流传过程中，夹杂进无漏、法藏的一些事迹，对于这种差异性，是可以理解的。在佛教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感应故事，表示报应征验，助以弘扬佛教。敦煌壁画中就有许多佛教感应故事和佛教史迹画。由于神异故事大多出于编造，其讹误和真实性自不待言。如：西藏佛教绘画中与法增（法藏）一起绘于十六罗汉图中的布袋和尚，原本是一个不守戒规、靠行乞为生的放浪形骸的僧人，贞明二年（）死后，好事者认为他是弥勒的化身，《宋高僧传》卷二一“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记载：“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也记载：“图其像而奉祀之”。这种风习自五代、宋至现代绵延不绝。又据《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记载，景云元年（）僧伽和尚入寂，万回说他是“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到了五代，“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牍曰‘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莫高窟宋代第72窟西壁龛外南侧上方就画有僧伽像，题名“圣者泗州和尚”。到了元代，竟称之为“泗州佛”“泗州文佛”。[22]其实僧伽只是位“占对休咎”的算命和尚而已。类似的讹传，有助于我们对行脚僧图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变化的理解。

图13达摩多罗唐卡17-18世纪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敦煌行脚僧图均无具体年代记录，可能在五代时出现，出现原因可能与南唐僧勉昌有关，前揭《续贞元释教录》记载：“升元二年（），僧勉昌进请编（《新华严经论》）入藏。大唐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令书十本，写《李长者真仪》十轴，散下诸州，编于藏末。”敦煌当时属于后晋天福三年，南唐皇帝敕令画的《李长者真仪》不可能直接传到敦煌，有可能后来辗转流传过程中，把居士形像描绘成僧人形像。但俄藏行脚僧图中，行脚僧有头发、服饰也非袈裟，比较接近李通玄像，但仍然有化佛和“宝胜如来佛”题记。

五结论

1.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至少现存20幅，其中莫高窟第45窟2幅为笔者新发现。

2.中国古代流行宝胜如来信仰，这一信仰影响了行脚僧图的内容，本文对宝胜如来信仰进行较详细的考察。

3.相关资料表明，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是中原著名的居士，笔者认为这位居士即《华严经论》的作者李通玄。李通玄的居士身份、与虎为伴的经历、李通玄像曾广泛流行等均可诠释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唯传入西藏时混淆为华严信仰的另一名人华严三祖法藏（达摩多罗）之名，在汉地流行过程中混淆为僧人形象。

4.李通玄像属于佛教史迹画，在流传过程中吸纳了宝胜如来信仰、法藏等因素，画像内容有较多变化，但保存了与虎为伴、背经囊远行的主要特征。

通过考察，笔者首次将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像和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定为李通玄像，在前人基础上将行脚僧像的解读深入了一步。

原文载香港《九州学刊》6卷4期，年3月。

[1]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第4章第3节《达摩多罗像》，东京：日本东方文化学院，1年。秋山光和《敦煌壁画中与虎为伴的行脚僧考》，日本《美术研究》第期，年。熊谷宣夫《大谷探险队所获玄奘三藏画像图》，日本《美术史》第14号，年。诸户文男《敦煌画中的玄奘图考》，《丝绸之路月刊》年11月，此后还有续考二篇，见《东西交涉》2-1，3-4，年，年。山口瑞凤《与虎为伴的第十八罗汉图来历》，《印度古典研究》第6卷，年。韦陀《敦煌绘画中的取经僧形象》，敦煌研究院编《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年。

[2]戴密微《达摩多罗考》，载饶宗颐《敦煌白画》，巴黎，年。按：此文汉译本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7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年。笔者不懂法文，引文均据此汉译本。

[3]图见《俄藏敦煌艺术品》第2册第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4]该图见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图版卷第页第1图、日本学生社年出版韩国中央博物馆编《中央アジアの美术》第22图。年2月出版的日本《美术史》第14号有熊谷宣夫的图版解说。

[5]年2月出版的日本《美术史》第14号有熊谷宣夫的图版解说，又见天理图书馆年《天理秘藏名品展》展品图录第图、朝日新闻社年《三藏法师の道》展品图录第图等。关于天理图书馆参敦煌文物的调查，参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年。

[6]请参阅施萍婷《〈金光明经变〉研究》，敦煌研究院编《年敦煌石窟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年。

[7]《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三。

[8]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年第1、2期合刊。

[9]《续藏经》第册第25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0]《世界宗教研究》年第3期。

[11]《全唐文》卷八一六。

[12]《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13]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14]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15]《宣和画谱》卷七，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16]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册，北平：商务印书馆，年，第33页。

[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18]藏传佛教艺术中的达摩多罗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