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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宿白

自本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恢复石窟寺考古教学以来，考古系汉唐教研室同仁即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对新疆、甘肃、宁夏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重要石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此同时，又参考了一部份国外学者编著的葱岭以西的石窟考古报告和论著。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观察云冈石窟和阅读有关文献之后，对过去论述云冈石窟在东方石窟群中所处的地位这一重要问题，颇有不足之感。现仅就北魏统治者长期强制向国都平城聚集人力、物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题目，试作一次复习性的研讨，请海内外同好不吝指正。

4世纪西晋覆灭，中原战乱频仍，人口流散严重，各割据政权皆以掳掠人口作为增强自己实力的重要措施。淝水战后，前秦瓦解。公元年，鲜卑奴隶主拓跋珪恢复代国，此后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北中国的代魏才开始向封建制转变。奴隶主统治阶段，战争更是以获取战俘、财物为目的。因此，拓跋珪复国之初的东征西讨，无不着眼于掳获。现辑有关资料如下表。

上表所列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太行山东六州，即后燕慕容氏地区的吏民、伎巧以充京师的京师，应是指同年“秋七月，迁都平城”（《魏书·太祖纪》）的新都，亦即表中末项所记之代都。此次代魏建都平城，与穆皇帝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和昭成帝什翼犍“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魏书·序记》）不同，而是“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魏书·太祖纪》），建立永久性都城。此后，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南迁洛阳，平城作为北魏国都长达九十六年。在此期间，据文献所记较为明确的掳获强徙到平城及其附近的人口、财富，有下列诸项记录。

以上所列资料告诉我们：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就人口而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以上；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即龙城）和东方的青齐，都是当时该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表所举内容之外，以下几项记录，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丙戌，大破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买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魏书·太祖纪》）（参看《魏书·贾彝传》、《魏书·术艺·晁崇传》）

永兴五年（）“二月，诏分遣使者巡求?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魏书·太宗纪》）。

神?四年（年“九月壬申，诏曰：……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贵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逐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魏书·世祖纪上》）。

“历城降，（慕容）白曜送（刘）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俱入代都为客。”（《魏书·刘休宾传》）

李彪“表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臣谓宜于河表七州（《资治通鉴》齐永明六年《胡注》：“河表七州，秦、雍、岐、华、陕、河、凉也。以下文‘怀江、汉归有道之情’证之，则七州当谓荆、兖、豫、洛、青、徐、齐也。河表，直谓火河之外。）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魏书·李彪传》）。

再具体些，我们可从《魏书·列传》中看到道武时收罗后燕人才，明元时容纳姚秦人才，太武时除网罗中原人士外，还征用夏、南燕、北燕、北凉人才，还有献文时内徙青齐人才，孝文时擢举河表人才，其数字都是相当巨大的。因此，这座近百年的北魏都城——平城及其附近，自道武帝以来，不仅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且形成了北中国的文化中心。加上这里集聚的大量劳动人手和从北中国征调来的巨大财富（《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资赋，并成石窟。故其规度宏远。”），平城内外筑造了一批批规模宏伟的建置，就不是偶然的事了。在许多大规模的建置中，就劳动量之大和工期之长而言，应以幸存于今的云冈石窟，即《魏书》所记的武州山石窟寺为最。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旧城西十五公里。“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魏书·酷吏·郦道元传》），正光末（）又以持节兼黄门侍郎职务到过平城的郦道元（参看《魏书·肃宗纪》、《北史·魏诸宗室·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孙深传》和《北史·郦苑传附字道元传》），曾简记其盛况：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等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戴本《水经注·漯水》）

除了武州川水和河床后世稍作移动（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云：“（天会）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该碑录文，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和窟室、雕像略有崩塌、剥蚀外，今天基本上还保存着原貌。

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和平初（），为一般所习知。其事见《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道人统）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更名沙门统”之后，《释老志》接着的一段文字是：“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以“初”字开端，就说明了这是插入的另一段。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遇帝于路之年，与下文“开窟五所”无关。过去有些研究者曾以复佛法之明年为昙曜开窟之年，显系误解。）。……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北魏云冈石窟工程的结束，金皇统七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作《金碑》），据当时窟内所存遗刻的最迟纪年是孝明帝正光五年（），谓“终乎正光”（参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自和平初迄正光五年，计六十四年。在这六十多年间，北魏朝野在云冈开凿了大小窟室数百座，工程浩大，形制繁缛。本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在调查其历史年代和艺术源流之次，逐渐研讨其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年，日人伊东忠太发表云冈旅行记于《建筑杂志》第号，并讨论其艺术源流于《北清建筑调査报告》之后，曽掀起云冈雕像来源的研讨。法人沙蜿（é·Chavannes）于其《北中国考古图录》卷2（MissionarchéologiquesdanslaChineseptentrionale,TomeⅡ）解说（）、日人大村西崖于其《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松本文三郎于其《佛像の美术史的研究》（刊《哲学研究》1卷1号，）、小野玄妙于其《极东三大艺术》（）、关野贞、常盘大定于其《支那佛教史跡》第2册解说（）中都有论述。稍后，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研究了云冈建筑装饰中的西方因素（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3、4期，）。以上诸著也讨论云冈历史，但系统考证云冈史料工作，当推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6卷2、3号的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年出版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16卷次《云冈石窟》，应是迄五十年代中期总结云冈研究的巨作。该书第6卷序章《云冈石窟の谱系》（）、第10卷序章《云冈样式から龙门样式へ》（）、第11卷序章《云冈以前の造像》（）、第12卷序章《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第15卷序章《中国にわける石窟寺院》（）和第16卷总结云冈造窟次第》等论文，对云冈的源流、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的研究，都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水平）。首先出现某些有代表性特征的类型，可暂称之为模式。云冈模式先后有显著的发展变化，它的出现与发展都应与分期问题联系起来。云冈石窟一般分三期（参看《云冈石窟分期试论》），现按期试述我们对云冈模式的初步考虑。

云冈第一期窟室，我们认为只包括和平初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座窟，亦即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西侧的第16-20窟（插1）。五窟的共同特征极为显著，现分窟室形制、造像布局、主要造像组合、造像形制和装饰纹带五项表列如下。

插1昙曜五窟（第16-20窟）平面

最近在大同市北郊小石寺村大沙沟北发现的鹿野苑石窟主窟，在窟室形制、布局和造像形制方面，也具有类似的上述特征（插2、3）（参看刘建军《鹿野苑石窟》）（参看图1）。鹿野苑石窟，据《魏书·显祖纪》记载：“（皇兴）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知建于献文帝时期。由此可知，流行这种样式是公元年至公元年间平城地区开凿石窟的式样。这种式样的石窟，就已知的资料，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还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因此，我们认为它应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公元年以前的平城，有没有新创石窟模式的条件。

插2鹿野苑石窟主平面图（第6窟）

插3鹿野苑石窟平立面

图1鹿野苑第6窟

第一，如上文所述，从道武帝天兴元年建都起，平城已逐渐集聚了大量的物质力量，特别是集中了北中国的人才、工巧。

第二，根据记录北魏佛教事迹的重要典籍《魏书·释老志》，知道从都平城之始，迄太武帝灭法之前，包括太武在内的北魏最高统治者皆尊奉佛教，太武末年短期废佛（-）后，似乎更刺激了佛教的迅速发展。现按年代顺序，摘录《释老志》有关文字，并略附解释如下：

“天兴元年（），（道武）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另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可见平城建都伊始，道武帝即在新都修建了各种颇具规模的佛教建筑。道武帝又礼赵郡沙门法果，诏“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法果倡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北朝播教与南方有别，在北魏新都传播的初期，即积极投靠政治势力，主张佛即天子，主动致敬人主，因而取得有力的外护。所以明元帝即位“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始光四年（），“统万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训导，……世号之曰白脚师”。太延元年（），北魏攻陷盛行佛教的和龙，龙城人口大量西迁。当和龙陷魏之前，黄龙僧即多外出求法、驻锡，此时自应有一定数量的僧徒随迁民人平城（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章《佛教之北统》）。太延五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其时聚于平城的高僧，见于著录的有景穆帝师事的玄高、尚书韩万德的门师慧崇、玄高弟子玄畅和为北凉太傅张谭所伏膺的昙曜以及“凉平赴京”的罽宾沙门师贤等（上述此时的平城高僧，俱见《高僧传》卷11《魏释玄高传》和《魏书·释老志》）。由此可见，太武帝废佛之前，平城佛事已相当繁盛。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重申毁佛诏令，由于监国景穆缓宣，“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故当文成帝“践极，下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之后，“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求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其前一年，即兴安二年（），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奉以师礼。”“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又沙勒（疏勒的异译）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后五年即和平初（）“昙曜白帝，……开窟五所”。公元年，献文帝即位，根据刘宋沙门传说，建天安年号（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章《佛教之北统》）。公元年，孝文帝生，敕“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驾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又“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上述一系列事迹，可以说明公元年以前，平城佛教实力已极雄厚，佛教建置日臻壮丽。

第三，自太武帝以来，北魏即与兴建佛寺较盛的西域诸佛教国家与地区交往频繁。这些国家与地区，有的还曾一度划归北魏领域。《北史·西域传序》综述往还之盛云：

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网等西使。……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谓琬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西域传》校勘记[一]）。……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其中重要的佛教国家和地区如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粟特和于闻、渴槃陁、罽宾等，又都和北魏有较密切的关系。现简录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下：

鄯善“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法显传》）。太平真君六年（）四月，太武因鄯善断塞行路，“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八月，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九年（）“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魏书·世祖纪》下）。其后，“世祖拜（王安都）为太子庶子，出为鄯善镇将”（《魏书·王建传附安都传》）（《魏书》多记鄯善镇事，但除此所录两事外，皆指《元和郡县志》陇右道上鄯州条下所记“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孝昌二年（）改镇立鄯州”的都州。参看唐长孺《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该文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年））。

焉耆“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周书·异域传》下）。“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北史·西域传》）。太平真君九年（）八月，“成周公万度归讨之。……度归进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遂命度归镇抚其人”（《北史·西域传》），置焉耆镇。“（车师王车）伊洛（《北史·西域传》作“车夷落”。）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魏书·车伊洛传》）。十一年（），伊洛上书要求赈救，“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北史·西域传》）。

龟兹又译作拘夷，“拘夷国，（佛）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像，与寺无异”（《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城中塔庙千数”（《太平御览》卷一二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太平真君九年（）十二月，“太武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大获驼马而还。……自后每使朝贡”（《北史·西域传》）。

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遥望救援。帝诏公卿议之。……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羊皮言状，帝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贡”（《北史·西域传》）。

渴槃陁“风俗与于阗相类”（《梁书·西北诸戎传》），“亦事佛道”（《北史·西城传》），太延、兴安、和平时皆遣使朝献，见《魏书·帝纪》。

疏勒“其国（竭叉，疏勒之异译）王作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其国中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法显传》）。文成帝时,“沙勒（疏勒之异译）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魏书·释老志》），“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北史·西域传》）。

罽宾“罽宾国在舍卫之西，国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门到冬未中中前饮少酒，过中不复饭”（《艺文类聚》卷七六引支僧载《外国事》）。“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每使朝献”《北史·西域传》）。朝献的最早记录是兴安二年（），见《魏书·高宗纪》。

粟特《北史·西域传》所记康国（又译悉万斤、悉居半）、石国（又译者舌）皆属粟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著录自汉以来康姓译经者，皆来自康国。《北史·西域传》记康国“奉佛，为胡书”，又记“其国（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以上三个条件表明，平城既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包括工巧在内的各种人才；又具有雄厚的佛事基础，包括建寺造像的丰富经验；还和早已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还密切，包括佛像画迹的传来。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开窟雕凿巨像，葱岭东西似以新疆拜城、库车的龟兹石窟为最早（参看《克孜尔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阿富汗巴米羊东西两大佛窟，近年或有论其迟于云冈者；即使开凿年代较早，其整体样式亦与云冈有异），但龟兹大像窟与云冈仿草庐的形制完全不同。云冈主要造像组合——三佛和以未来佛弥勒菩萨为窟内的主要造像，也为云冈以前各地石窟所罕见。就佛像的形制而言，在服饰方面，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云冈第一期大像，既有中亚犍陀罗（Gandhāra）流行的衣着，如第20窟佛像刻出厚重衣纹的右袒或通肩服装，又有印度笈多（Gupta）时期秣菟罗（Mathurā）地方流行的衣着，如第19窟西南隅罗喉罗实子因缘中的立佛和第18窟主像里佛刻出贴体衣纹的通肩或右袒服装（伊东忠太于其《北清建筑调査报告》中，最早提出云冈雕像受有犍陀罗（Gandhāra）影响，其后，松本文三郎于《佛像の美术的研究》中又提出云冈雕像受有笈多（Gupta）影响。关于与云雕像西方影响问题的研究，可参看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2卷序章《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和长广敏雄《佛教美术の东流》，刊《云冈石窟の旅》（）。）。这两种服饰，同样与新疆、甘肃早期石窟造像和云冈石窟开凿以前北魏雕铸的铜石佛像的衣着特征相一致（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三）（日文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年）、《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の研究·绪言》（）。）。在造型方面，云冈第一期大像所具有的广颐、短颈、宽肩、厚胸等造型特点，虽与葱岭东西乃至甘肃及其以东早期佛像多有接近处（参看伊东忠太《北清建筑调査报告》、松本文三郎《佛像の美术的研究》、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2卷序章《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长广敏雄《佛教美术の东流》、《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三）（日文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の研究·绪言》（）。），但其雄健之姿尤为突出，所以研究者多联系《魏书·释老志》所记北魏佛教有天子即是当今如来的传统和文成帝即位后所造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的敕令，推测县曜五窟的主要佛像有可能仿效北魏皇帝的形象（云冈造像仿自拓跋民族形象之说，最早见于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四十年代后期以来，云冈早期佛像融有拓跋形象因素的论点，逐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赞同）。沿西方旧有佛像服饰的外观，摹拟当今天子之容颜风貌,正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融合。

总之，云冈第一期石窟，就整体观察，它参考前规，融以新意，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从而构成了第一期的云冈模式。

云冈第二期窟室主要开凿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东侧，有第7、8窟，第9、10窟、第5、6窟和第11、12、13窟；还有开凿在东部的第1、2窟和第3窟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丽。而融进的西方因素，虽仍有些新的内容，但似已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其具体情况略如下表。

此外，第13窟西侧的第13:4（即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编号13A。以下括号内的编号，俱与此同）窟的开凿，大约也始于第二期。该窟方格平棋顶，横长方形平面，窟高远比上述诸窟为低。后壁前原似凿身躯横长形石胎，但未完工，后又被凿毁。此石胎原来计划疑是身躯横长的涅槃像。东、西壁下一端原各开一龛，龛内未雕像。前壁雕出未经加工的两楹柱。东壁前端所开龛和东、西、前三壁上错落布置的小龛甚多，皆三期所补雕。显然，此窟开凿时只镌就大体窟形和主像粗胎即停工。

云冈第二期还开凿了少量的中小型窟室和在第一期窟室中补雕了龛像。开凿的中小型窟室分布在第11窟外崖面上，如第ll:4（lle）、11:7（11l）、11:9（11F）、ll:13（llc）、ll:14（lld）、ll:15（lla）窟和第6窟窟顶上的第6:11（5c）。这种中小型窟室有两类，实际是第一期椭圆形窟室和本期方形窟室的缩小型（插4）。

插4云冈石窟第二期中小型窟室

综上图表，云冈第二期窟室出现的平棋顶、方形平面、重层布局的壁面和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的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都是汉式殿堂的形式和布局；重层楼阁式的高塔和耸立中庭下具龟趺的丰碑，也是汉式的传统建置；本期盛行的一部分重要佛像，如释迦多宝对坐、维摩文殊论辩以及下龛释迦多宝、上龛弥勒和下龛坐佛、上龛弥勒的形象组合等，或是汉地早期窟龛所习见（释迦多宝和维摩俱见于炳灵寺第窟北壁壁画，参看《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版37（）），或是云冈本期所创新。此外，渐趋清秀的造型，褒衣博带的服装，更表现了佛像本身的开始汉化。殿堂龛面，帷帐流苏，“神龙飞动（交龙纹）”，“色楣连延（勾片栏杆）”（用《金碑》文句。），画面附榜题，龛尾饰龙、雀、博山供具、兽面装饰等汉风事物充斥窟室。至于第二期新出现的西方因素，除礼拜道外，多属守护形象和一些龛柱装饰、边饰花纹（参看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与第一期窟室满布域外格调已大不相同。看来，渊源于西方的佛教石窟的东方化，云冈第二期是一个关键时期。本期窟室另一重要特点——双窟成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云冈第二期的年代，我们曾根据《金碑》记载推测：第7、8双窟为孝文帝初期开凿；第9、10双窟是文明太后宠阉钳耳庆时于“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工的；第5、6双窟的第6窟完工于太和十八年（）迁洛之前，第5窟和云冈最大的第3窟都因迁洛而中辍（参看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从近年了解到的有明确纪年的北魏遗物观察（参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上述推测并无差误。本期开凿的中小窟室，由于绝大多数的形象、服制和第5、6窟相同，形象造型又与第3窟上层窟室相近，可知它们的开凿时代已晚；其中开凿略早的第ll:14（lld）窟有太和十三年（年）铭记，就更加明确了这些中小窟室的年代应属本期的晚期阶段。因此，可以估计云冈第二期窟室开凿时间，应在公元年至公元年之间，或稍后。

云冈第二期窟室面貌的改观，我们认为是与以下五项事实密切关联的。

第一，这时期北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魏书》所记主要事迹有以下诸项：

上表所列可以证明北魏汉化政策，从太和之初（）即已积极进行，其时，孝文帝刚逾十岁（《魏书·高祖纪》上：“高祖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戊中，生于平城紫宫。”太和元年（）九月，“乙酉，诏群臣定律令”，开始积极进行改革）。承明元年（）六月，太上皇献文帝卒，即“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魏书·高祖纪》上），此太皇太后即文成帝皇后冯氏，《北史·后妃传》上记其专政事迹云：“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此种情况大约直迄于太和十四年（）九月冯氏卒。冯氏卒后，孝文帝更积极于既定政策的推行，故太和十五年以后，北魏的革新，又进一步深化。

第二，这时期，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已与前期偏重于“教导民俗”者有别。当时北魏主要决策人如上所述是文明太后冯氏。冯氏本籍长乐信都。信都曾为冀州治所，其俗尚儒学（参看《隋唐·地理志》冀州条），多出才艺。太后祖父辈北迁昌黎，后入龙城，伯祖跋自立为燕王。跋卒，弟弘袭位。弘子朗于燕亡之前入魏，后任秦雍二州刺史，生太后与其兄熙于长安（参看《魏书·世祖纪》上，《魏书·海夷冯跋传》、《北史·后妃传》）。龙城、长安皆佛教隆盛之地，自十六国后期两地多义学善讲高僧（参看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0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和第14章《佛教之北统》）。太后一家世代奉佛，冯氏本人既“立文宣王（弘）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北史·后妃传》上）,“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谋反，事觉，……咸阳王复欲尽杀道人，太后冯氏不许”（《南齐书·魏虏传》）。又孝文初立，昙曜集西方沙门汉译新经，“《杂宝藏经》十三卷阙、《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方便心论》二卷阙。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看北国（魏）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出三藏记集》卷二）。“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魏书·释老志》）（《续高僧传·昙曜传》记昙曜译经事云：“曜慨前陵发，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北台石窟即今云冈石窟。其时，在北台出经者尚有沙门昙静（靖），《历代三宝纪》卷九“《提谓波利经》二卷，……宋孝武世，元魏沙门昙静于北台撰”。云冈第9、10等窟有佛为二商主说法龛，或与昙静撰此经有关），此译经事业当出自冯氏和献文之赞同。冯氏兄熙亦“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北史·外戚·冯熙传》）。熙二女皆为孝文后：幽皇后幼时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北史·后妃传》上）；废皇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北史·后妃传》）。以上事迹可以反映冯家崇佛与其前的北魏皇室不同，其来源或与龙城、长安二地佛教有关。

冯氏重释教，更重要的是影响孝文帝，“太和元年（）三月，（帝）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魏书·释老志》），时孝文不满十岁（《魏书·高祖纪》上），可以估计他的活动至少得到了冯氏的赞许。由于冯氏、孝文重视义行，北魏佛教讲论《成实》、《涅槃》和《法华》、《维摩》之风，逐渐盛行。《高僧传》卷八《魏释僧渊传》记孝文帝礼重僧渊等慧解高僧事云：

“释僧渊，……专攻佛义，初游徐州，止白塔寺,从僧嵩受成实、毗昙二论，……慧解之声，驰于遐迩。渊风姿宏伟，……神气清远，含吐洒落。……昙度、慧记（纪）、道登并从渊受业。慧记（纪）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孝文）所重，驰名伪国（北魏）。渊以伪太和五年（）卒。”

僧渊弟子昙度“神清敏悟，鉴彻过人，……备贯众典，涅槃、法华、维摩大品并探索微隐，思发言外，……造徐州，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遂精通此部，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既达平城，大开讲席，宏致敬下筵，亲管理味。于是停止伪都（平城）。法化相续，学徒自远而至千有余人”（《高僧传》卷八《魏释昙度传》）。僧渊另一弟子慧纪亦在平城“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广弘明集》卷二四《（孝文）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鹿苑即平城北苑之鹿野苑。其后在平城讲经的高僧，还有“徐州道人统僧逞，风识淹道，器尚伦雅，道业明博，理味渊澄，……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应供皇筵，美敷宸宇，仁睿之良，朕所嘉重”（《广弘明集》卷二四《（孝文）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僧渊另一“善涅槃、法华”的弟子道登，孝文更召侍左右,“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与沙门道登幸侍中省”（《魏书·灵征志》上），“（齐建武）二年（太和十九年，公元年），虏主元宏寇寿春，……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崔）庆远、（朱）选之各袴褶络带”（《南齐书·宗室·遥昌传》）。故迁洛前后，孝文本人已“尤精释义”（《魏书·高祖纪》下），孝文自己也称“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魏书·释老志》），南齐人亦谓：“宏尤精信，粗涉义理”（《南齐书·魏虏传》），因可“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魏书·韦阆传附族子缵传》），并下《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广弘明集》卷二四）。是孝文崇法已深涉义理，而平城佛教此时又倍受徐州影响，徐州为东方义学之渊薮（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1章《北朝之佛学》）。平城佛事在此阶段，当又进入另一新时期。

第三，这时期平城及其附近广建佛寺，工程日趋精丽。“承明元年（）八月，……诏起建明寺”（《魏书·释老志》），太和三年（）七月（据《魏书·高祖纪》上。），“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自兴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年（）春，诏以鹰师（曹）为报德寺”（《魏书·释老志》），又于“宫殿内立浮图”（《南齐书·魏虏传》）。《水经注·漯水》还记有皇舅寺和祇洹舍：皇舅寺“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熙）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近年大同市东郊和北郊方山都发现了佛寺遗址，出土了大批相当于太和时期的彩塑，有佛、菩萨、飞天等残体，皆设彩涂金，塑造精致。作为卫护平城的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城内西北隅的佛寺遗址，也出有同样的塑像残体，还同出雕刻工细的石柱础。除上述佛寺遗迹外，大同市东南郊发现于司马金龙夫妇墓中的石雕、漆画和大同市南门外发现的北魏窖藏中所出的鎏金铜饰件，其时代也都属太和初、中期。这些遗物皆以巧丽见称。看来，精细巧丽应是迁洛以前太和时期平城工艺流行的时代特点。

第四，这时期，青齐内属，南北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交聘安定局面。青徐多术艺，其地皇兴三年（）入魏，不仅高僧北上，文艺亦徙平城。太和七年（）十月所建（《魏书·高祖纪》上：“（太和七年）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水经注·漯水》），张、蒋皆青徐营户。《北史·艺术传》下记蒋少游云：

“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都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

又“孝文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耍舟，水中立射”（《北史·艺术传》下）。其时，以巧思见称者，尚有陇西李冲、冯翊王遇。太和十六年（），“诏曰：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将以今春营改正殿，尚书（李）冲可领将作大匠。……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魏书·李冲传》）。王遇即上述之钳耳庆时，“遇性巧，强于部分（部分，当时习用语。《北齐书·文宣纪》：“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若）”。（参看屮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一]），《北齐书·莫多娄贷文传》：“子敬显强直勤干……部分将士，造次之间，行伍整肃”《北史·齐宗室诸王·任城王湝传》：“湝部分仓卒之际，咸得齐整。”二可见部分有安排、布置、管理、指挥之意），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皆遇监作”（《魏书·阉官·王遇传》）。以上皆冯氏、孝文所宠，可证当时营建追求巧思。所谓巧思，很重要的内容是工艺方面加强汉化，亦即远准魏晋旧章，近效宋齐新制。青齐入魏，既获得了南朝术艺，又便利了南北交往。自太和五年（）二月，冯熙击破南齐豫州刺史桓崇祖以来，直迄十八年（）迁洛，其间除十二年（）前后小有磨擦外，基本上疆场无事，魏齐使节互聘不绝（参看《魏书·高祖纪》、《南齐书·魏虏传》和《资治通鉴》齐永明五年、六年）。这对南北交流，特别是给北魏汉化的不断深入，提供了重要条件。《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蒋少游副李彪使江南故事，颇具启发性，其文云：

（永明）九年（即太和十五年，公元年），（魏）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建康）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乐安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可见魏据青齐和南北通聘，对冯氏、孝文时期之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这时期，北魏与西域关系远不如过去密切。献文时,于阗王即上书云：“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北史·西域传》），故孝文延兴四年（），“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魏书·韩秀传》）。5世纪末，西域又为嚈哒所据。所以，孝文帝时，除龟兹、悉万斤、粟特有来使记录外（据《册府元龟》卷《外臣部·朝贡》三统计，孝文时期龟兹来使共五次，延兴五年（）闰二月，太和元年（）九月，二年七月、九月，三年九月。悉万斤来使共八次：延兴三年（）九月、十月，永明元年（）九曰，太和三年（）十二月，四年七月，十一年八月，十四年三月，十五年三月。粟特来使共二次：延兴四年（）正月，太和三年（）十二月），其它西域诸国即罕见于文献（西域诸国以外，《魏书·高祖纪》上记太和元年（）九月曾有“西天竺、舍卫……诸国各遣使朝贡”。印度地区与北魏的往还，在孝文时期只此一事见于文献，影响可能不大）。包括悉万斤在内的粟特地区来使次数较多，当与其人善于经商兴贩有关。《续高僧传》卷一六《佛陀禅师传》所记：“恒安城内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的康家，大约就出现在迁洛以前不久的平城。大同市南郊发现的西亚鎏金器皿（参看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图版-及说明）和在河北定县太和五年（）冯氏、孝文诏以官财兴造五级佛图的基址所出石函中发现的波斯萨珊朝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egerdⅡ,-年在位）,卑路斯（Peroz,-年在位）银币（参看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刊《考古》年5期），可能都是粟特商人所携来。

云冈第二期石窟出现的变化，我们认为大体上都可从上述几项事实中得到解释。窟室样式改观的许多情况，也反映到平城及其附近的地上寺院，这主要都应与北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联系起来。内部布局日益紧密，工艺风格日趋精细，造像题材上流行了出自《法华》、《维摩》等佛经中的各种形象以及佛像造型逐渐清秀和褒衣博带的服饰等，也都是当时南朝的时代特征（关于南朝佛教建筑的情况，可参看《艺文类聚》卷七六、七七《内典部》所引有关寺院诸诗文。形象服制的影响，可参看本论文集所收《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下《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特征及窟龛造像演变》一节）。魏据青齐与南北交聘局面的形成，更促进了包括佛教建置进一步汉化在内的北魏汉化政策的迅速发展。既强调了汉化，当然其它因素即将相对缩减，而当时北魏与西域关系疏远，使西方因素削弱的情况更为突出。至于本期云冈流行开凿双窟的作法，应是当时北魏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映。因为此时云冈窟室主要还是皇室工程。自太和之初，冯氏长期擅政之后，北魏亲贵多并称冯氏与孝文为二圣。定县所出太和五年（）石函铭云：

舆驾东巡狩，次于中山，……帝、后爰发德音，……造此五级佛图，……二圣乃亲发至愿。……

二圣一辞，又屡见于《魏书》：

淮南王他奏求仍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曰……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考旧章，……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允……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观之，如何可改……。诏从闾议（《高闾传》）。

（椿）戒子孙曰……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杨播传附弟椿传》）。

（骏）表曰……臣不胜喜跃，谨竭老钝之思，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于穆二圣，仁等春生。太和九年（）正月，（骏）病笃……及卒，高祖、文明太后伤惜之（《程骏传》）。

（彪）表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李彪传》）。

亦有称之为二皇者，见《辩正论》卷四：

广阳王嘉……读一切经，凡得三遍，造爱敬寺以答二皇。

又太和十二年（）《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记宕昌公王庆时造二区三级佛图事：

我皇文明自天，超界高悟，……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悟，……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

此王庆时即前引《魏书·阉官传》所列之王遇，亦即《水经注》和《金碑》所录的钳耳庆时。《金碑》所记钳耳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的窟室，我们据晖福寺“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之例，推测亦是双窟，即今云冈第9、10窟。由此可知，开凿双窟成组的窟室，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的产物（插5）。

插5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的双窟平面

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即云冈第二期。此期云冈开窟总的工程规模超过了第一期，它所呈现的如上所述的时代特点大异于第一期。这些时代特点综合起来即构成了云冈第二期模式。

云冈第三期多中小型窟室，主要集中在第20窟以西的云冈石窟西部地区。位于中部的第14、15窟和位于东部的第4窟也属于这一期。此外，第11至13窟窟外崖面及其迤西一带，第5、6窟上方与迤东一带和第1至4窟附近，也都分布有第三期开凿的中小窟室。第三期中小窟室的总数在一百五十座以上。许多第一期、第二期开凿的窟室内、窟口两侧也多有第三期补凿的小龛，其数量不下二百个。昙曜五窟外壁崖面的千佛，约也是此期雕造。云冈第三期工程并未衰落，和第一、二期相比，只是没有开凿大型窟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其繁杂情况举例如插6。

插6云冈石窟第三期窟室

如上图所示，第三期盛行的中小型窟室，虽上承第二期中小窟室和塔庙窟的形制，但演变显著。A、B、C型窟演变的共同规律是向平顶、方形平面或接近方形平面发展。变化较大的是壁面布局和造像组合等方面。

A、B型窟室壁面空处较少，变化不大；但渊源于第二期的第7、8、9、10等窟的C型a、b两式的壁面布局却发展出多种整齐的式样；C型c式即三壁三龛窟（三壁三龛窟系就该式窟于后、左、右三壁各开大龛这一特点而立名。过去或名此式窟为四壁三龛窟，但云冈此式窟有的于窟口两侧壁即该窟前壁左右侧壁亦各开一龛，因此，如云四壁，则其龛数已不仅三座，故改用今名），是新出现的式样，而且数量迅速增多，其数字接近七十座，约占第三期中小窟室总数的二分之一弱。

在主像和造像组合方面，各型都日益繁缛。主像除坐佛外，释迦多宝对坐佛像普遍增多。组像流行：中间坐佛，两侧各立一佛；中间释迦多宝，两侧各一坐佛；中间坐佛，左侧弥勒菩萨，右侧坐佛。较多的窟口内两侧各雕立佛一身（包括儒童本生如第35窟、阿输迦输土因缘如第29窟（28））；窟口外两侧流行雕凿力士各一身，此期较晚阶段主像两侧出现了弟子、菩萨并列像，如第5:39窟（插7）。

插7第5：39窟

个体造像的造型更加清秀。佛像一律褒衣博带，菩萨帔帛交叉，下垂的衣襞都愈来愈复杂。菩萨帔帛交叉处，较晚阶段流行了穿璧的作法。

装饰方面，虽然没有上期繁缛，但也出现了不少新式样：方格平棊纹饰多种多样；龛面雕饰富于变化；龛面上方两隅多雕佛传画面；窟口上方崖面流行雕饰忍冬龛面。较晚阶段圆拱龛龛楣流行雕饰折叠格。格中雕坐佛；窟口外崖面出现宝帐雕饰；有些窟口上方崖面还浮雕出较大面积的画面；有的窟口左侧雕出碑形等等。

云冈第三期窟龛开凿的时间，第11窟明窗东侧壁本期补雕小龛有太和十九年（）四月铭记，可知约始于太和十八年迁洛前后。从清理第20窟前过去崩塌的窟石堆积中发现的文字工丽的景明四年（）昙媚造像石刻（插8）（参看云冈古迹保养所《云冈新发现的一块北魏石刻》，刊《文物参考资料》年9期）和第35窟窟口东侧较精致的延昌四年（）龛（插9）,特别是和此延昌四年龛时间相近而工程较大的第35窟（插10）,以及上述较晚盛行的一些组像和装饰即多出现于此时的迹象观察，可以推测宣武一代云冈雕凿尚未衰落。所以此期的下限，前引《金碑》所记“终乎正光”是可以相信的。

插8景明四年昙媚造像铭记

插9第35窟窟口东侧延昌四年龛

插10第35窟东壁交脚弥勒像龛

这一时期云冈出现的并未衰落的情况，促使我们认真考虑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迁洛以后的平城并未荒废。北魏都平城时，置司州，设代尹。迁洛后，改司州为恒州，改代尹为代郡太守。又立平城镇，置镇将。州、郡、镇俱治平城。平城地位显然与一般州镇不同。迁洛之初,孝文为了抚慰“内怀不可”（《魏书·陆俟传附孙睿传》）、“多有未悟”（《魏书·献文六王·广陵王羽传》）、“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北方”（《北史·孝文六王·废太子恂传》），对“旧都意重”（《魏书·景穆十二王·乐陵王胡儿传附子思誉传》）的上层亲贵，“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魏书·尔朱荣传》）。到宣武时，似又有发展，《魏书·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三世孙晖传》记其事云：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牍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世宗曰：先皇迁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诏，故有外人之论。晖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

另一方面，宣武又一再遣重臣抚劳平城，如“景明初，（杨播）兼侍中，使恒州，赡恤寒乏”（《魏书·杨播传》）,景明四年（）十一月“癸亥，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郡、北镇，随方拯恤”（《魏书·世宗纪》）。由此可知，朝中旧贵，直迄宣武时期还往来于洛阳、平城间（宣武以后，冬夏二居之制，据《北齐书·库狄干传》所记：“魏正光初（），（干）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可知亦未完全废止），平城还保持了一定的繁盛；而其时迁来洛阳的民户困难亦多，《魏书·世宗纪》录永平二年（）四月甲子诏曰：“先朝……河洛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群蛮慎聚……”，宣武时仍未就绪，《魏书·李平传》云:“车驾将幸邺，平上表谏曰：……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道，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尤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已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实宜安静新人，勤其稼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强迁的阻力当越来越大，所以孝明初就不能不明令停止了。《魏书·肃宗组》云：

熙平二年（）冬十月乙卯，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周之子孙，汉之刘族，遍于海内，咸致蕃衍，岂拘南北千里而已哉。

以上记载，完全可以说明迁洛之后，平城没有荒废，至少到熙平年间还维持着旧都风貌；平城佛事当亦不应有太大变化，所以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景明四年（）《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铭》中说：“北海母子崇信于二京，妙演之际，屡叨末莚”（插11）（参看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图版44，年）。二京者，即指洛阳与平城也。

插11龙门古阳洞景明四年造像铭记

第二，迁洛以后，对云冈开窟的实力，应作如实的估计。自昙曜开窟迄孝文南迁，云冈兴建大型窟室已有三十五年之久，可以推测，通过长期工程的锻炼，已培育出大量技艺力量和积累了大批各种佛教形象的设计资料。这批人才和资料，在迁洛初期，新都忙于经营宫殿衙署之不暇和孝文规定“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魏书·释老志》）的情况下，估计不会大量迁运洛阳，所以洛阳附近可以肯定开凿于孝文时的窟龛造像，只有龙门古阳一洞和其北侧的弥勒一龛。“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洛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魏书·释老志》）。此时，龙门工程虽有扩展，如《释老志》所记:“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年），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凿窟数量只有三座。用工多，特别是正始中以前主要是斩山工程；即使到正光四年停工时，三座窟实际仅完成了一座，即今宾阳中洞，其他两座的雕像工艺并未进行多少。因此，可以推知至少在永平之前，伊阙工程并不需要太多的雕刻术艺。所以，平城技艺这时有可能还未显着削弱，云冈石窟此后仍有兴建。《续高僧传·魏释超达传附僧明传》记:“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其时约当宣武、孝明之际（《续高僧传·魏释超达传附僧明传》记此事的全文是：“借明道人为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收数百僧互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缠，从头至足，剋明斩决。明人怖，一心念观音，至半夜觉绳小宽，私心欣幸，精祷弥切，及晓，索然都断，既因得脱，逃逸奔山。明旦，狱监来觅，不见，唯有断绳在地，知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时释放。”按北魏沙门之变，据《魏书》所记孝文时三起：延兴三年（），太和五年（），太和十四年（）。宣武时三起：永平二年（），三年，延昌三年（）。孝明时二起：延昌四年（），熙平二年（）。因知六世纪初，即宣武中期以后迄孝明之初这阶段次数最多，其中以延昌四年“六月外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魏书·肃宗纪》），有“众五万余”（《北齐书·封隆之传》），影响最为广远。僧明故事，或与此有关），北台即指平城，北台石窟寺系与《魏书·肃宗纪》所记洛阳伊阙之“南石窟寺”相对而言，可见当时北魏朝野对云冈石窟犹甚重视，云冈之衰尚在其后。

第三，孝明以来洛阳佛寺工程急剧扩大与平城、云冈的衰落。《魏书·释老志》记：“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比日私造（寺舍），动盈百数。……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造溢屠沽之肆。”洛阳佛寺之盛，始于孝明，《洛阳迦蓝记》所记规模较大的寺院，大都兴建于此时；龙门开凿窟龛之盛，也正出现于此时。《魏书·肃宗纪》记熙平二年（）冬十月乙卯所下停止北京居民南迁之诏书中，特别标出：

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

这不仅说明当时洛阳兴建急需“门才术艺”，更重要的是明确表明一直到熙平末年平城还有较多可供征引的“门才术艺”。云冈工程衰微疑与此诏所记“自别征引”有关。

正光四年（），柔然主阿那瓌“入塞寇抄”（《北史·蠕蠕传》），“南过至旧京”（《魏书·天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孙孚传》），“驱掠良口”（《北史·蠕蠕传》）和“孝昌初（），近镇扰乱，侵逼旧京”（《魏书·杨播传附弟津传》）两事，更使平城与云冈进一步衰落。孝昌二年（）七月“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资治通鉴》梁普通七年），平城郭邑遂遭荒废。时“北镇纷乱，所在蜂起，六镇荡然，无复蕃捍”（《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六世孙天穆传》），阿那瓌称雄漠南，“统率北方，颇为强盛”（《北史·蠕蠕传》），云冈第18窟窟口西侧“大茹茹”造像铭约即刊刻于此时。此后云冈不见记载百有余年，直迄《金碑》所记“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前后，才又出现于唐初僧人撰述中（参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二七]）。

上述三个问题，大致说明了云冈第三期窟室出现的历史背景。迁洛后，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辍，而大批留居和夏来的亲贵，中下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和资料，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窟室。云冈第一期无中小窟室，第二期为数也甚少，所以第三期盛行雕凿的大量中小窟室，即使起步于以前设计的基础上，也必然要有新的创造。同时，冬居洛阳的亲贵更深染华风，重视中原事物，所雕窟龛进一步汉化，亦是意中之事。因此，云冈第三期样式，自然又不同于第二期。值得注意的是，云冈第三期模式与洛阳地区北魏窟室的关系。

洛阳地区开始兴建石窟，主要参考云冈。孝文、宣武时期开凿的龙门古阳洞摹拟云冈第二期窟室。宣武以来开凿的宾阳洞，有明确记录的是“准代京灵岩寺石窟”（《魏书·释老志》），即云冈石窟，这都是一般所公认；但此后孝明时期开凿的大批中小窟室的渊源却少有论及。洛阳地区孝明时期开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设坛和三壁三龛两种形制；亦即云冈第三期的B型窟和C型c式窟（参看本书《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上《龙门北朝洞窟开凿次第》一节）。云冈这两种形制窟室的出现都比洛阳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组合、形象造型以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云冈不仅早于洛阳，更重要的是，其演变程序完整、清楚，与洛阳颇多突然出现或消失的情况不同，这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变化的来源，主要出自云冈，而不是云冈较多地接受了洛阳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详述，现略举几项较显著之例如下：

一、三壁设坛窟，在云冈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与A型窟关系密切，如第23窟（22），又可以了解窟形向方形发展的趋势。在洛阳龙门这种窟形来源、发展俱不清楚，远离龙门的新安西沃第1窟似乎才提供了它的发展趋向（参看温玉成《河南新安县西沃石窟》，刊《考古》年2期）。

二、分层布龛的壁面布局，在云冈的演变是从第二期的第7、8窟到第三期的C型窟。C型c式窟即三壁三龛窟，其来源虽亦有A型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属于C型。分层布龛的布局在洛阳龙门古阳洞、莲花洞之后，即不清楚；很难和洛阳地区盛行的三壁三龛窟联系起来，因而给人以洛阳的三壁三龛窟似乎是突然出现的感觉。

三、三壁设坛窟，三壁三龛窟的佛像组合，云冈第三期以释迦多宝为主像者尚多，三壁三龛窟在云冈第三期也还有以交脚弥勒为主像的。洛阳地区除龙门弥勒洞外已皆以释迦为主像（洛阳地区以交脚弥勒为窟室主像的只有龙门弥勒洞一例。该洞窟室形制是后壁设坛方形窟，参看《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洛阳三壁三龛窟的弥勒坐姿的交脚形式也有了改变（参看吕采芷《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龛式窟》，刊《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

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的出现，在云冈较早是弟子列在菩萨之次，如第13:10（13F）、33等窟；然后才出现菩萨列在弟子之次，如第5:39、35、40:4（39E）等窟（云冈一佛二菩萨的造像组合之后，曾一度出现不规则的情况，第6窟最为典型：该窟塔柱南西两面下层龛内，两弟自位于胁侍菩萨内侧；西东两壁上层中室，菩萨位于龛内，弟子立于龛外（第9窟前室后壁中层西侧释迦多宝龛外两侧各立一弟子，但与其相对的中层东侧释迦多宝龛外两侧又各立菩萨）；西壁下层南龛和南壁下层西龛外侧，弟子又与蓄发供养者相对置。可见其时造像组合尚未定型，故有此多种多样的安排。其后不久，始多见先菩萨后弟子的序列；再后该序列又逐渐为菩萨列于弟子之次的布置所代替）。洛阳没有这个发展过程。

五、窟室前壁窟口两侧各雕一立佛，云冈渊源于阿输迦输土因缘（西）与立佛（东）并列，如第19窟之例。第三期尚多仍此制，如第5:11（5A）窟；亦有儒童本生（西）与立佛（东）并列者，如第35窟。单纯的并列立佛如第5:10（5B）者，数量甚少；此外属于A型窟室的第12:3（12F）、13:29（13a）窟东西两壁外侧各置一立佛，应是其变例。而洛阳地区三壁三龛窟前壁的立佛，都是单纯的立佛形式。

六、云冈石窟造像形象从雄健而丰满，演变到第三期的清秀，服饰的发展变化和衣襞的日益繁杂等，先后次第脉络清晰。洛阳初则杂然并陈，继则变化骤然。

七、装饰纹样可以龛面为例，云冈的华绳、兽面和宝帐龛饰，都从第二期起逐渐发展到第三期。洛阳则缺乏早期形式。

以上情况可以表明，从窟室形制到细部装饰，凡云冈、洛阳所共同具有的，主要应源于云冈。当然也不排除在云冈第二期窟室进一步汉化时，吸取了某些中原因素，但从窟室整体观察，应该考虑洛阳地区北魏窟室式样，无论孝明以前，抑孝明以后，其主要来源应是云冈，而洛阳孝明以后的北魏窟室的主要特征，应属于云冈石窟的第三期样式。至于洛阳地区窟龛雕艺精湛，表现细腻，这是由于两地石质的差别，云冈砂岩是不能产生洛阳坚致的石灰岩的效果的；况且这种今天看到的雕刻的精粗，在当时绘饰敷彩的情况下，应是无关紧要的。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即使从第二期开始不完全是皇室工程，但大型窟室的开凿者除皇室外，也还多出自北魏亲贵。因此，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自然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参看《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四《从新发现的绣佛估计现存最早洞窟的年代》，此文已收入本论文集）。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半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应在总结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对云冈石窟进行细致的分析、综合和比较研究，这样才能使进一步探索东方石窟的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开端。

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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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宇君左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