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昭蓉著《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未名中国史丛刊”第九种即将出版，今推介此书目录、荣新江所作序言、作者前言，以令诸君先睹为快。引用请核对实体书。

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

目录

序荣新江

作者前言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吐火罗语文献分类刍议…1

第二节吐火罗语世俗文书概观…3

第三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龟兹历史的关系…5

第四节再论“吐火罗语”之命名…14

第五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主要价值…23

第六节小结…42

第二章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发现与现状简介…45

第一节文献出土地点…45

第二节收藏现况与研究进展…75

第三章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分群与年代…89

第一节吐火罗语世俗文书的文书群…90

第二节吐火罗语题记浅探…

第三节从胡语资料看龟兹王统…

第四章从出土文书看龟兹本地物质生活的基本面向…

第一节量衡…

第二节农作与粮食…

第三节畜牧…

第四节纺织…

第五节货币…

第六节小结…

第五章从出土文书与戒律文献看龟兹人的信仰生活…

第一节常时香火…

第二节斋日与布萨…

第三节安居与自恣…

第四节再析“pakaccā?*”…

第五节龟兹节庆…

第六节汉人佛教与社邑浅探…

第六章从戒律与出土文献探讨龟兹佛寺经济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佛教的物质观念…

第二节佛教的财产观念…

第三节佛寺人口组成…

第七章从戒律与出土文献探讨龟兹佛寺的经营…

第一节寺职制度…

第二节农业经营…

第三节雇佣与手工业…

第四节贸易与投资…

第五节榨油与碾磨…

第六节酿造…

第七节寺院相关税役…

第八节净人在龟兹佛教经济中的定位…

第八章结论…

第一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对龟兹历史研究的启发…

第二节既有史料对于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研究的帮助…

第三节周边胡汉文书与吐火罗语文书的互相发明…

第四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对于佛教史研究的启示…

第五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对于西域研究的启示…

第六节结语…

参考书目…

致谢…

图表目录

图2.1黄文弼绘“铁吉克千佛洞”略图…52

图2.2斯坦因绘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图…52

图2.3野村荣三郎速写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图…53

图2.4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第18窟外景…54

图2.5《新疆古佛寺》所绘“红穹顶窟”…57

图2.6《新疆古佛寺》所附“藏经洞”照片…58

图2.7《新疆古佛寺》所绘“藏经洞”一带俯瞰…59

图2.8《新疆古佛寺》所绘“藏经洞”附近山岩…60

图2.9克孜尔第66窟平面图…62

图2.10克孜尔第54窟平面图…62

图2.11德藏苏巴什出土Ch82《唐某司帖为柘厥趁水事》…73

图2.12德藏克孜尔出土TS43残简…80

图3.1克孜尔后山区第窟北壁疑似龟兹王肖像的炭笔画稿示意…

图3.2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KL.C.I开头…

图3.3PKL.C.I所见王名写法的分辨…

图4.1克孜尔出土墨书夹砂红陶单耳罐…

图4.2亚当斯（DouglasQ.Adams）之羊只分类图式…

图5.1通古斯巴什出土马首鹰翼龙身纹陶灯…

图6.1广律所见受施金银程序图式…

图7.1第三文书群所见克孜尔窟寺之管理制度…

图7.2THT（第三文书群）所见僧俗寺务负责人签押…

图7.3克孜尔出土葡萄藤纹陶片…

图7.4俄藏唐代龟兹语烽子名簿SIP/…

图7.5俄藏唐代龟兹语百姓名簿SIBToch./12…

图7.6法藏唐代龟兹语寺院书信Cp.32…

德藏苏巴什出土Ch82《唐某司帖为柘厥趁水事》

表3.1吕德斯（HeinrichLüders）所列六位龟兹王…

表3.2龟兹语世俗文献发现的7、8世纪间龟兹王…

表4.1龟兹语tau*“斗”的各种变异形式…

表4.2四种胡语所见华夏度量衡单位…

表4.3第二文书群Cp.34所见谷物运输记录…

表4.4西方学者比定龟兹语谷物名词的主要学说…

表4.5龟兹大田耕作模式之推拟…

表4.6四种胡语中的主要谷物名称…

表4.7龟兹语羊只分类术语与敦煌汉文献的对应…

表4.8龟兹语世俗文书所见的主要钱币…

表5.1汉籍文献所见焉耆、龟兹节庆…

表5.2古代佛教主要节日略表…

表5.3第三文书群THT所见寺粮施入与食用记录…

表5.4第二文书群Cp.8所见僧众食用记录…

表6.1广律所见受施金银程序简表…

序言/荣新江

虽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龟兹”条目是我撰写的，但与敦煌、高昌、于阗相比，我对古代龟兹的历史不敢说做过真正的深入研究，原因就是自己对于当地出土的所谓“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文献没有下过功夫。因此，当我年在巴黎见到阔别多年的庆昭蓉并得知她学习了四年吐火罗语之后，我就动员她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年，昭蓉顺利进入北大博士后工作站，从事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为主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在巴黎攻读吐火罗语的荻原裕敏博士由我推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教。于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龟兹研究院、人大国学院西域所三方达成协议，开始了“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的调查与研究”的合作项目，昭蓉、荻原成为项目的主力，以后几年，我们与龟兹研究院的赵莉、台来提·乌布力等研究人员合作，对古代龟兹国范围内的石窟题记和出土遗物上的吐火罗语以及其他也是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西域语言材料做了彻底的考察和研究。

汉唐时期的龟兹，是西域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因为位居塔里木盆地北沿中间的地域，所以在西域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佛教文化传播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龟兹王国本身发展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龟兹也和中原王朝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不论是汉朝的西域都护府，还是唐朝的安西都护府，都是位于龟兹国的范围之内，统领着整个西域地区，因此，龟兹无疑是西域地区，特别是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库车发现的魏晋墓葬表明，即使在龟兹与中原的沟通不那么通畅的时期，中原文化在龟兹也已经根深柢固。由此，汉文传世典籍对于龟兹的记录，是过去东西方学者探讨龟兹历史的主要依据。唐朝安西都护府时期的龟兹，也遗留下来一些汉文文书残片，已由法国童丕（E.Trombert）教授整理刊布，但数量不多，信息有限。

龟兹与于阗相同，是西域地区的一大佛教文化中心，曾经孕育出鸠摩罗什这样伟大的高僧，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至巨。龟兹本地是小乘佛教中心，其宗教语言主要是印度的梵文和当地的一种吐火罗语（龟兹语）。和龟兹的历史一样，此前的龟兹佛教史著作也主要是依据汉译佛典和中原的求法僧记录，但是像玄奘这样的大乘教徒是看不起小乘佛教的，所以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对于龟兹佛教颇有微词，力加贬抑。其实，龟兹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梵文、吐火罗文的佛典，经典和戒律都有，还有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同时还保存有大量佛教石窟、壁画和供养人题记，此外，考古发现的吐火罗语的寺院行政和寺院经济文书也比汉文文书要多得多。

回鹘西迁后，龟兹国并入以高昌、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高昌回鹘）王国当中，但龟兹回鹘具有某些独立的性质，以至于宋代的史臣把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看作两个不同的地方政权。龟兹回鹘时期，除传统的梵文、吐火罗文、汉文材料外，又多了回鹘文的典籍、文书和题记。回鹘时期的佛教是西域史上佛教的最后辉煌，是多元文化的集中展现。

可以说，龟兹史和龟兹佛教史的研究，是西域史的重点，也是难点。

庆昭蓉在台湾大学受过考古学、人类学训练，在巴黎从学于吐火罗语大家皮诺（G.-J.Pinault）教授，系统学习印欧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掌握了欧洲所藏吐火罗语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又与熟悉梵文、吐火罗文律藏的荻原裕敏博士朝夕相处，相得益彰。因此，她能够熟练运用各种语文研究龟兹佛教社会的最重要资料，可以借助汉文典制、文献，解决一些吐火罗语世俗文书的关键词语和年代问题；同时也把吐火罗语的律藏和汉传律藏相对照，结合当地出土的寺院行政和经济文书，阐明古代龟兹王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深入探讨龟兹佛教寺院的运行情况和发达的寺院经济。

本书就是昭蓉这些年来陆续完成的研究成果。不论在宁静的朗润园研究室里，还是在荒凉的龟兹石窟考察道路上，我时常听她讲解相关的问题，为她的发现和成果感到振奋。我也知道昭蓉异常刻苦用功，这些年中，她走遍了巴黎、柏林、圣彼得堡、京都、东京收藏吐火罗语文献的单位，也在龟兹地区大小石窟留下了足迹。在这部著作之外，她还贡献给学界许多有关龟兹历史，以及有关佉卢文、据史德语文书的研究成果，还是我们三方合作的龟兹石窟题记和出土木简整理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者。我忝为她的合作者，对她的研究没有做深入的参与，现在书稿即成，欣喜若狂。走笔至此，聊作序言。

荣新江

年12月17日于朗润园

考察龟兹石窟吐火罗语题记

作者前言

本书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SeculartextsinTocharianandhistoryofAncientKucha）修订而成。该报告以拙撰博士论文为出发点[1]，选材、论述有所浓缩，并结合年以来笔者在各国研究与考察成果，主要包括：一、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资助项目“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龟兹古代历史”[2]；二、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开放课题“克孜尔出土畜牧关系木简初探”以及“克孜尔石窟吐火罗语题记现存情况的初步调查”[3]；三、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合作“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的调查与研究”[4]；四、欧盟与德国格达·汉高基金会（GerdalHenkelStiftung）合资之“玛丽·居里研究奖助”（MarieCurieFellowship），项目题为“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古佛教经济：克孜尔石窟出土吐火罗语寺院帐簿研究”（BuddhistEconomyintheMedievalTarimBasin:TocharianMonasticAccountsFoundintheKizilGrottoes(Xinjiang,China)）[5]。

克孜尔尕哈石窟龟兹语题记

自从年烈维（SylvainLévi）发表《所谓“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考》（LeLe?TokharienB?,languedeKoutcha）[6]以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便在西域学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囿于出土文献质量以及早年吐火罗语研究相较于其他西域语言研究的冷僻与艰难，这些资料不若当地出土的胡、梵佛典优先受到重视。于是，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相关专题著作皆在20世纪中期以后，包括西格（EmilSieg）年的《柏林藏品中的吐火罗B语商业记录》（Gesch?ftlicheAufzeichnungeninTocharischBausderBerlinerSammlung），业师皮诺（Geroges-JeanPinault）年出版的《伯希和龟兹语收集品中的一件寺院书信》（UnelettredemonastèredufondsPelliotKoutchéen，即Cp.32）、年同氏出版的法国探险队所获龟兹语通行许可证木简及龟兹语题记照片、4年出版的《从吐火罗语文书看西域北道佛教的各种现实层面》（AspectsdubouddhismepratiquéauNorddudésertduTaklamakand’aprèslesdocumentstokhariens，1年会议论文）[7]、8年出版的《来自别列佐夫斯基与彼德罗夫斯基收藏品的吐火罗B语经济行政文书》（EconomicandAdministrativeDocumentsinTocharianBfromtheBerezovskyandPetrovskyCollections）等。

德国吐火罗语大家施密特（KlausT.Schmidt）博士也曾有所钻研。该氏对于吐火罗语佛典的精深造诣令多数学者望尘莫及，但其对世俗文书的解读却是瑕瑜互见。9年，施氏撰《吐火罗语经济语汇考》（BeobachtungenzurtocharischenLandwirtschaftsterminologie），发表于著名刊物《语言》（DieSprache）[8]。该文结合巴黎所藏龟兹语寺帐与20世纪初期新疆农业志以比定龟兹生产的谷物，引述黄文弼所刊龟兹语寺帐的部分内容讨论酒类生产，还综合德、法、俄藏文书提到的各种度量衡单位讨论龟兹轨制。文中若干看法甚有创见，但也间或出现误解或主观诠释。加之施氏墨守西格将龟兹语cāk*、tau*、?a?k*释为重量单位，乃译“磅”“10磅”“1磅”，漠视英国伊朗学大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Sims-Williams）及法国硕儒哈密尔屯（JamesHamilton）于0年澄清为容积单位之石、斗、升，这样的做法无疑影响了学者对于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认知与理解。

9年另一重大成就是美国印欧语言学家亚当斯（DouglasQ.Adams）出版《吐火罗B语字典》（ADictionaryofTocharianB），甚利于学者学习与研究。但字典参考著作不够完备，并且词条前后相失、写本误读、书目误引之处不少。以世俗文献而言，字典未收4年至8年间施密特、皮诺关于畜牧等经济术语的若干重大释词，更沿袭德国学者将斛斗视为重量单位之误解，诚为缺憾。编者于年起陆续刊出增补词条，并于年春季出版字典增修版。但即使收入较多新刊，全书需校订处仍多，贝明（Micha?lPeyrot）等新锐学者的贡献往往未能顾及，使用者还是有必要自行核查原始材料与相关最新著作。尤其令人遗憾的是编者对中、日著作所知有限，不仅季羡林、井ノ口泰淳、井上（百济）康义等前贤建树未予充分参考，近年刊著也有不少挂漏。笔者希望本书之出版能重新唤起印欧学者对于东亚学术传统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也请中文读者包涵本书体例，特别是参考文献引用的方式参考了国际上的做法而有所折中，以便各方读者浏览利用。

龟兹语木简

百年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年代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处在争议中。烈维年推测当时他所研究的龟兹木简以及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纸质寺院文书均属7世纪中期以前（也就是唐伐龟兹以前）。皮诺年考定苏伐叠王—年在位，并于《从吐火罗语文书看西域北道佛教的各种现实层面》提到，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纸质寺院文书较可能写于年左右（Pinault4b:94）。嗣后皮诺（Pinault8b:3）推测龟兹语纸质世俗文书约属7世纪中期至8世纪之物，最有可能属于7世纪后半，可惜没有提供具体论证。年，施密特撰《丝路的时代转折——多褐城陷落（公元年）以前的西吐火罗语史》（ZeitenwendeanderSeidenstrasse.ZurSprachgeschichtedesWesttocharischennachderSchlachtvonTo-ho（n.Chr.）），意欲藉汉籍论证俄藏、德藏纸质世俗文书应属于10—11世纪回鹘治下。其观点是认定世俗文书的语言与文字当属于龟兹语文献之最晚期，故理当系之于龟兹回鹘，深刻影响其同侪及后进学者的研究。其中玉井达士（Tamai,）即大体循施氏观点，认为龟兹语世俗文书应写于公元—0年间。次年施氏发表三件龟兹语—印度俗语双语木简（Schmidtb），主张三件均为葡萄酒买卖契约。该文对库车地区佉卢文字变体的解读创获甚多，亦引起西方学界重视[9]。

笔者最初与导师皮诺研拟的博士论文计划属于考古、历史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拟以公元第一千纪佛教在中亚的发展为目标。后来受到皮诺教授在年莱顿大学印度学、俄语文学暨印欧语言学第一届暑期班开设的吐火罗语特讲，以及同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第一届粟特与回鹘文献暑期课程的启发，乃转攻吐火罗语世俗文书。为示鼓励，皮诺教授于年春天授予笔者法藏世俗文书选录之初稿打字本。该稿制作于年代末期，包含法藏PelliotKoutchéenDouldour-aqourM.系列所有龟兹语文书以及“商业书信系列”中的部分文书（即PelliotKoutchéenLettreCommercialeI~VIII,XXVII,XXXVI~XXXIX）。年夏，笔者幸获皮诺及该院宗教系谢萧（ChristianeScherrer-Schaub）教授安排，于两位教授讲座上发表多项专题报告，包括5月15日于皮诺课堂上陈述苏摩遮等龟兹、焉耆节日与龟兹藏酒等问题；5月21、28日于谢萧课堂上评述谢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国寺院经济史研究并介绍龟兹僧职、龟兹谷物之最新比定；6月12日于皮诺课堂上重新检讨龟兹世俗文书中的量衡、币制、谷物、价格及文书年代等课题。该年暑假，皮诺推荐笔者至法国国家图书馆内自行查阅西域写本原件。除核对并修订教授早年录文，也调查其他胡、汉文书。年秋至年夏，笔者与教授及同学荻原裕敏在课堂上会读数件经济文书[10]，部分成果收录于年教授出版的《吐火罗语辑要》（Chrestomathietokharienne）[11]。

吐火罗语木简THT

年起笔者前往其他国家调查。该年春夏，笔者在德金—迈斯特恩斯特（DesmondDurkin-Meisterernst）教授与拉什曼（Simone-ChristianeRaschmann）博士协助下，两次赴柏林核查龟兹语纸质寺帐、木简等原件，继于该年7月2日在第36次吐鲁番学讲座（CollegiumTurfanicum）报告笔者对德藏文书的初步分类与定年[12]。除了肯定这些出土文书大多数来自克孜尔石窟，亦拟分为日常粮、油支出与寺院营务等组别，还从纸张尺寸、货币、画指程序、唐代借词等特征论证文书属于唐代。当年秋天，莫斯科举行吐火罗语发现百年纪念研讨会，笔者从法藏文书出现的Kercapi?ke（白吉招失鸡）等内容及外观要素论证法藏、俄藏纸质文书基本亦属唐代，并发表龟兹语的青稞及四种主要谷物的比定。该年晚秋，笔者与荻原裕敏在巴黎幸获高田时雄、荣新江两位教授引荐，得以于翌春赴圣彼得堡调查，并请皮诺教授同往。

为支持笔者与荻原裕敏的龟兹语合作研究，教授于年先后授予全数法藏伯希和木简A、B、C系列以及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部分婆罗谜字写本的工作笔记。荻原因而察觉该馆所藏木简THT乃龟兹语人口买卖契约之首例。于是由荻原负责原件核对，笔者校录文书录文、翻译及胡汉契约比较，成为我们与该馆合作的开端[13]。年年初，皮诺教授复授予笔者8年访俄笔记，其内容主要是文献过眼记录，仍大有助于笔者对于俄国藏品的认识。同年5月，笔者同荻原裕敏在荣新江教授邀请下访问北京大学，并随之与朱玉麒教授参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所、龟兹研究院、库车县文物局、新和县文物局、吐鲁番博物馆等单位，又参观若干遗址。以此，拙撰博士论文选刊号龟兹语世俗文书全文转录（transcription）、翻译与语言文献学注释，泰半文书此前未经刊录。

限于篇幅，本书仅择要介绍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之特质并针对历史、文化议题加以发挥。尤其是第一章第三、四、五节，第三章第二、三节之大部分内容，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七节皆属扩充。部分文书释录亦据—年原件复查成果微有增订。又，拙撰博士论文原循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aspectséconomiquesdubouddhismedanslasociétéchinoiseduVeauXesiècle）一书体裁，先专章综论戒律所见佛教经济法内容，之后分章罗列出土文书与相关史料；本书则取其律法大要，分散主题，融入各章，以与出土资料相参照。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留学法国期间尽管投入较多时间研读汉译律藏，然而自身所受佛学训练有限，可以说是从尝试逐字句读开始，但也因此亲身感受广律遣词用句之精细与微妙。以之与新疆出土文书及若干近年研究结合，而得以更加贴近地勾勒出中世纪龟兹至高昌一带的佛教经济特质。又得益于皮诺与荻原在吐火罗语律藏文献方面的建树，而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对照研究成为可能。荻原裕敏氏年进入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博士预班，起初潜心印欧语法，特别是吐火罗语关系代词及句型研究，年转向写本整理而专攻波罗提木叉戒本等佛典。笔者最初试录TITUS（ThesaurusIndogermanischerText-undSprachmaterialien）网站所载德藏寺院文书照片，即从年夏季荻原的部分试录出发，并接手录出全文并展开缀合、排序、译释等工作。一言以蔽之，笔者在巴黎的学习与研究不能不感念皮诺导师与荻原裕敏氏的勉励支持。

荻原裕敏的博士论文《吐火罗A语与B语律藏文献研究》（ResearchesaboutVinaya-textsinTocharianAandB）是在烈维（Lévi；）、斐诺与胡伯（FinotandHuber）、罗森（Rosen）、皮诺（Pinault）、辛姆森（Simson）等众多学者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该文深入研讨龟兹佛典兼有传统上所谓“说一切有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特征之现象，藉以说明文本流传与龟兹佛教之复杂性。其主体乃是吐火罗语律藏残片的直接转写（transliteration）、复原与英译，每件写本并附以简要梵、汉版本比较，有时兼及藏本。不过该文与其说是律藏源流分析及龟兹佛教史的宏观理论建构，毋宁说是传统文献学式的逐件考订，发表该氏新比定之大量律藏残片并利用其他语文材料有效解决若干词汇、形态与句法问题。其另一重点在于进一步阐明印度文献译为吐火罗语的模式及其变异，这类佛教文献课题超越了本书范畴，此不赘述。总之，由于以往西方吐火罗语学者对于律藏文献的分析主要根据谢和耐（Gernet）、罗逊（Rosen）等前贤著作，造成有些吐火罗语写本的解释还有继续深入或修订的必要。对此，荻原裕敏近年已多所阐析，尤其注重吐火罗语文献与吐鲁番至龟兹一带出土梵本及汉传文献之比较，对于当地佛教的解明不为无益。

吐火罗语学界在本世纪学者辈出，进展飞跃。玉井达士年春提交法兰克福大学博士论文《关于吐火罗B语之文字学研究》（Pal?ographischeUntersuchungenzumB-Tocharischen），意图结合碳十四定年及字体分类结果提出龟兹语文献的字体分期[14]；年夏德国学者玛尔璨（MelanieMalzahn）出版《吐火罗语动词体系》（TheTocharianVerbalSystem），乃学界罕见巨著；年秋荷兰学者贝明提交莱顿大学博士论文《吐火罗语虚拟语气》（TheTocharianSubjunctive）[15]，亦为鸿篇大论。印欧语言学方面的生力军还有韩裔美籍的RonaldKim等众位学者，同样致力于动词、名词等语词形态及音韵、韵律等吐火罗语的特征解析，如今学界生气蓬勃，气象一新。

年10月笔者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也继续与荻原调查德藏文献，并前往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等机关调查。其间借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资助，于年冬回巴黎复查龟兹语写本，又有赖格达·汉高基金会资助，为年12月起为期两年的柏林研究项目提供了支持。从而拙撰博士后工作成果报告提交之后，内容仍得以增进。先是年底领悟法藏PKL.C.I之疑难王名??he实为王名Yā?e之笔误所致，于是增修原报告第三章第三节并撰成《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国王》一文。年初，荻原裕敏从德藏残片发现吐火罗A语世俗文书THT似为唐代支用帐而缺乏佛寺文书特征，为A语的用途与性质带来重要启示，支持学者将唐代以后当地流行的吐火罗A语重新称为焉耆语。同年，《吐火罗B语字典》增修版以及“吐火罗语研究与回鹘本《弥勒会见记》——吐火罗语破译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DieErforschungdesTocharischenunddiealttürkischeMaitrisimit:Symposiumanl?sslichdes.JahrestagesderEntzifferungdesTochischen，柏林，年4月3—4日）会议论文集出版，种种际会皆使年10月提交的出站报告有增修之必要。

深感不安的是这段期间在各地往返奔波，各项成果的排版校勘工作亦甚繁剧。其间虽获相关人员鼎力襄助，仍不免疏漏挂误，本书中尽可能一并修正。幸而书稿若干细节自年以来获得皮诺、德金—迈斯特恩斯特、辛姆斯—威廉姆斯、森安孝夫、荒川正晴、吉田丰、荣新江、史睿、雷闻、笠井幸代、毕波、橘堂晃一、荻原裕敏等学者指教或协助复印文献，增添不少光彩。虽限于篇幅与个人才力，本书内容远未尽周全，在此仍不揣鄙陋，向读者呈现这份尚属初步的成果，期待各方专家指教。

承上述，本书重点之一在于借龟兹语等西域文书检讨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对佛教经济法的描述与概括。该书享誉欧美，自耿昇先生译介以来在两岸亦被视为研究典范。然而律藏本文和注疏既广且杂，编纂过程尤为繁复，如欲妥善梳理分析，则古汉语、巴利语、梵语、犍陀罗语与古藏语之造诣显然不可或缺。笔者才力有限，研究佛教经济法实属先天不足，只希望通过结合汉译广律、出土文书及近年海外若干研究进展，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西域学课题。毋庸讳言，以区区篇幅讨论佛教各部派经济法仍远为粗疏，何况近年佛教研究学界对于过去的部派勘定、大小乘分野等研究取径与视点已展开深刻的反省与再研究。本书主体既然在于吐火罗语文书等新疆出土文字资料的历史文献学讨论，对于佛教经济与相关律法问题亦不过点出其二三侧面。尤其本书范围限于龟兹，不得不偏重说一切有部文献之讨论。其宗旨并非爬梳写本源流、部派发展或原始教义，而是尝试展现在本书涉及的公元5—8世纪期间，律藏文献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特别是汉传文献保存的丰富信息。是以此书若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西域研究者与西方佛学界对于汉译佛典之兴趣，则是笔者之大幸。更多相关资料与阐述则留待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年项目“中世纪内陆亚细亚的佛教经济”（économiedubouddhismedansl’Asieintérieuremédiévale），希望未来继续与各方专家合作并精进研究。

本书体例虽有所折中，只是不同学科毕竟各有传统，往往难以兼顾。例如中古汉语拟音，尽管中、日、欧、美各有主流，并且通过高田时雄、吉田丰、庄垣内正弘等学者的专门研究，甚至连于阗、粟特、回鹘等胡语反映的汉语发音都有资料可以使用，但本书仍采用相对陈旧的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方便欧美同行核查，亦是顾及该氏手册便于对照早期中古汉语（EarlyMiddleChinese）与晚期中古汉语（LateMiddleChinese）的同异，对于说明龟兹语文献的年代比较便捷。各家构拟之参差通常对本书论述并无影响，一般从略。汉译佛典及中国佛教撰述主要依照《大正藏》辑文，并利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附以笔者暂时句读，引用方式则为《大正藏》或《续大正藏》经号（所在《大正藏》卷数）、页、栏、行数与该经卷数。其中《大唐西域记》、《高僧法显传》等重要撰述基本依照名家校注，广律等佛典句读则仅供理解之便。特别是经文中对话、追忆等话语往往必须透过印、藏语法分析才能确定分句及终始，惟本书限于篇幅，在无关宏旨的情况下一般不详细解释其他可能的断句方式及诸本歧出异字，请读者包涵。至于吐火罗语资料，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属转录（transcription）而非转写（transliteration），体例如下：

///文面全残[]受损而仍可释读之内容

?无法识读的字符()严重受损内容，据语法或上下文复原。

·无法识读的字符成分（如元音或辅音）│??w各式句读符号

\婆罗谜文字的休止符（virāma，用于转写）

本书转录大致依照《吐火罗语要览》（TocharischesElementarbuch），取消普通字符与别创字符（Fremdzeichen）转写时的区别，亦取消休止符，又标以基本句读，专有名词首字大写。不过世俗文书、石窟题记大多潦草，文面又残，为谨慎起见，转写中以方括号标示的受损内容亦全部移至转录[16]。同理，中译时将残缺较严重而仍稍存疑义的内容置于半角方括号内；残缺十分严重，必须仰赖上下文推测、复原的内容置于圆括号内；根据汉语语法，或依据上下文补充说明的文字亦置于圆括号内。又，吐火罗语词星号标记参照学界习惯，字首缀星号表示于出土文献无征，纯粹推拟出来的字词；字尾缀星号表示其单数主格虽然尚未出现于已刊文献，却出现过其他格、数形式或派生词而得以推定之。这些做法与通常汉文书或若干胡语文书的释录习惯有所不同，敬请读者注意。

龟兹石窟考察

[1]年5月提交，该年6月25日通过答辩，出版筹备中。

[2]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资助编号0212。

[3]“克孜尔出土畜牧关系木简初探”项目由笔者负责，荻原裕敏、台来提·乌布力为项目成员；“克孜尔石窟吐火罗语题记现存情况的初步调查”由荻原氏负责，笔者、苗利辉为项目成员。

[4]参见赵莉、台来提·乌布力。

[5]奖助编号AZ08/EU/11（FP7-People，COFUNDRef.）。该奖助项目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接待，并隶属欧盟第七期研发框架计画之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arieCurieActions）。

[6]即冯承钧先生译《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之所本，但冯译有所节略。

[7]案：该文题目可逐字译作“从吐火罗语文书看佛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方实践的各种现实层面”，兹稍加转化。顺带提及，本书所谓“西域北道”主要指从古代吐鲁番经焉耆、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帕米尔（或阿克苏转往西北之伊塞克湖方向）这段地域的核心交通路线及其重要据点，换句话说也就是主要指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之诸绿洲以及悬于东北的吐鲁番地区，而与“西域南道”（主要指古代尼雅、和田、叶城以至于帕米尔或其南方的喀什米尔等地区）相对。

[8]该号于年始刊出，即Schmidt。

[9]三件双语木简业经拙撰博士论文检讨，性质应属税收凭证。参见庆昭蓉f、Chingd。

[10]依序为B（=THT）;Cp.32;Ot.12;PKBoisC1;HWB73(1),(2),74(3),(4);Cp.7,24,25;SIBToch./9;PKL.C.X。各文书编号及缩略参见本书第二章。

[11]主要是读本部分中关于B、Cp.8与PKL.C.X的解释，见Pinault:n.29,n.13。亦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七章第六节。

[12]出版为ChingandOgihara。

[13]该文原属年JournalofInnerAsianArtandArchaeology第4卷邀稿，后因排版技术问题延至第5卷，即ChingandOgiharab（年春发行）。

[14]后出版为Tamai。关于该氏以及玛尔璨、贝明对吐火罗语文献分期与地域分类的重要贡献，笔者已辟专文介绍，见庆昭蓉forthc.b。

[15]后出版为Peyrot。

[16]这样的做法除了用于拙撰博士论文，也得到负责编目德藏吐火罗语文献的薛芙（ChristianeSchaefer）博士等同行前辈的理解与支持。年起，维也纳大学CEToM项目则在项目网站上就已刊吐火罗语文献重新提出转写、转录与校释，并逐步拟定其体例。其录文亦大体延续传统，但新增脱文、衍文、书写者涂改等符号，转录则不加额外句读，亦不用专名大写。本书为保持寺帐等世俗文书式样，仍利用排版反映涂改、衍文、画押等情况；又顾及各界读者方便，保持拙录句读并标示出专名。相信对于使用者而言，这些录文体例的细微差别易于转换，不致构成对照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