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雁传媒报年第期总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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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宁宋钟，我的老师张克靖一直在苦苦寻觅，今天的发现虽说意外，实属必然。佛度有缘人么！
年12月5日，老师张克靖打“樊礼军，你在哪里？赶快到我办公室来，我在网上有一个重大发现。”原来他从网上得知，距今年的会宁宋钟，现存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博物馆，约我抽时间前去考察拍照。
年12月8日天气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我和我的老师张克靖，县志办朱旺利三人一行，早上9点多从会宁出发，经静宁，过隆德，翻六盘山，出萧关（瓦亭），直达固原。
张克靖（中），会宁县政府办副主任科员，在县志办工作。多年以来致力于我县文史资料的挖掘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抄完了会宁所有的老家谱，发现了很多贵重的地方文献资料及民间史料。会宁宋钟是他的又一重大发现。
朱旺利（右，现为中川镇副镇长），会宁县志办骨干，为了我县的史志工作，经常匍匐在电脑前默默无闻的敲打着键盘。和张克靖老师一样，对搜集地方文史资料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敬业精神。
固原市博物馆
固原市博物馆
固原市原钟鼓楼旧址，新华书店十字。
会宁宋钟
会宁宋钟存放于固原市博物馆后院
张克靖先生
一口宋钟与会宁的千年历史
（年稿，未定）张克靖
一、会宁靖康铁钟及其铭文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保存着一口宋钟，属国家一级文物。此钟原来是秦州甘泉堡（今会宁县翟家所镇西宁古城的前身）行香寺古钟，铸造于北宋末年的靖康元年（），明朝正德八年（）被陕西三边总制张泰（当时的会宁县在军事领域属其辖域）运往固原，悬挂于固原钟鼓楼。此钟至今（）已有年的历史，其间在会宁存在了年，在固原存在了年。钟高2.37米，口径1.7米，口围5.34米，重约6.5吨，钟声可传20公里。此钟的体量与铸造于唐景云二年（）号称“天下第一名钟”的西安“景云铜钟”相仿，是目前所知西北几省最大、白银市最早的存世古钟，被誉为“千古一钟”，为固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全钟铸有铭文字，分布在横3层竖8列的24个方格之内。
上层为佛号（神号）：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过去七佛、南无十方诸佛、南无诸大菩萨、南无一切贤圣佛（“佛”字明显有錾削痕迹）、金刚密迹。
中层为颂祷辞和级别较高的衔名，两者间隔安排。
颂祷辞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富国安民、法轮常转。
衔名为（笔者为了表示区别，把同一格内的人名用逗号隔开，格与格用分号隔开）：
起覆修寺: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煕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承信郎、权秦州甘泉堡巡检郭源，武节郎、充会宁关使、权第四将张文广，武德郎、秦凤路第四将□仲元（允？）；
武翼郎、前知怀德军胜羌寨阎英、妻纪氏、男询，武功大夫、廓州安抚使纪震，秉义郎、权秦州甘泉堡交易所马泉（？）；
承信郎、监秦州甘泉堡酒税务李珙（琪？），从义郎、权秦州甘泉堡兵马监押张裕，秉义郎、管句秦州甘泉堡公事乔勋。
下层全为不同身份的“助缘”人名（亦用标点符号区隔）：
方仪，张仲安，智遇（先为狱吏，后剃为僧），发愿铸钟；
秦州甘泉堡行香寺管句僧惠荣，前管句僧道成，缘化僧智遇，法师僧法隆，法师僧悟真；
钟匠卜济、陈景仁、侯仪、□士富、陈志、卜从、侯忠；
进武校尉薛祖义，进武校尉薛真，守秦州助教薛晟，任晟男祖德、祖广、五十郎，守熙州助教刘宗；
会首闫守福、母崔氏、兄守遇、妻王氏、男宗韩、侄宗回（？）；
同会首杜忠□、宋文（？）亮、丁震、石仲（？）、景庆、吕成、李真、王忠（？）、孙文、郭全（？）、韩晟；
李富、李乾、路满忠、霍（？）清昱、刘震、赵渐、吕惟亮、进武校尉王世安、忠翊郎马祐（？）；
时大宋靖康元年岁次丙午（）八月中铸成，会首守秦州助教仁晟等，薛青，阎守福，阎（关？）成。
铭文考释（宗教词语大多采自民国八年出版的丁福宝主编的《佛教小辞典》）：
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十一：“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金胜陀罗尼品第八》：“南无十方一切诸佛、南无诸大菩萨摩诃萨、南无一切声闻缘觉一切贤圣》。”
南无：又作“南牟”。译作“归命、敬礼、归礼、救我、度我”，总为众生至心向佛、归依信顺之语。“南无佛”，归命于佛也。若对佛称南无，则为惊怖之义，言生死险难，甚可惊怖，悉能救济之也。
佛陀：又作“浮图、没驮”，略名曰“佛”，译作“觉者”。具三义：一者自觉。悟性真常，了惑虚妄。二者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界。三者觉行圆满，穷源极低，行满果圆故。
达摩：也作“达磨”。南北朝时之僧，天竺人。梁武帝时，迎至金陵，与谈佛理。渡江往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为禅宗第一祖。
僧伽:又作“僧法”，译作“众和会”，略称为“僧”。
过去七佛：据《长阿含经》卷一载,释迦牟尼佛前有六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会佛、迦叶佛，加上释迦牟尼佛，通称“过去七佛”。宋辽时代有供奉过去七佛的寺院，但很少见，典型的是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在大殿中供奉着七位至尊，即过去七佛。净土宗寺院，由于在大殿中供奉的主尊是阿弥陀佛，只好把包括释迦牟尼在内的七佛，另立七佛殿供奉，以表示不忘佛教缔结渊源。如山西省交城县石壁山玄中寺是净土宗开基大寺，就是在大殿之外，另立七佛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七佛殿可视为第二大殿。此外，七佛之像，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山西兴化寺壁画而已。
十方诸佛：（待注）
诸大菩萨：（待注）
一切贤圣（佛）：（待注）
金刚密迹：又名“密迹金刚、密迹力士、金刚力士、金刚手、执金刚”。总执金刚杵，现大威势，拥护佛法天神之通称。大日如来以此金刚众为内眷属，普贤文殊等之诸菩萨为大眷属，犹释迦以舍利弗等之声闻众为内眷属，他之诸菩萨为外眷属。密迹者，常侍佛、忆持佛秘密事迹之义，又知佛之三密垂迹之义。大日如来：密教之本尊。梵名摩诃毗卢遮那，又称大日觉王。摩诃大义、毗卢遮那日之别名，译作大日。又，毗卢遮那，光明逼照之义，谓之遍照如来，又名最高显广如来。舍利弗：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梵文Sariputra的音译。或译作鹙鹭子、舍利子。号称“智慧第一”。初从六师外道的删阇那毗罗胝子出家，后因听到马胜比丘说因缘所生法的偈颂，改学佛法。由于他持戒多闻，敏捷智慧，善讲佛法，因此很快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这里所说的舍利子并不是佛经中经常提及的舍利子。
重臣千秋：重臣：国家倚重的有崇高声望的大臣。千秋：祝人长寿的敬辞。宋、辽、夏、金有铭文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大花钱（也叫“吉语钱”）。通渭县什川古城村筑在半山半川的三角形城堡遗址内，出土过名目繁多的北宋钱，其中有一枚罕见的“重臣千秋”合背钱（钱文面背一样，铸钱时将母范的正面两枚合在一起浇铸而成），楷书，旋读，外郭阔缘，内郭窄缘，为小平小型。
起覆修寺:振兴败落的古刹，重新修建寺院。起覆：义同“起废”，重新振兴废弃的事物。覆，倾覆，倒塌。《史记?太史公自序》：“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右武大夫：（待注）
成州团练使：（待注）
煕河路兵马钤辖：（待注）
陇右都护：北宋徽宗即位后（年至年在位），任用蔡京执政，继续对河湟地区用兵。崇宁二年（）年三月，王韶之子王厚、高永年兵分两路进攻河湟地区，于崇宁三年（）四月再次收复河湟，进入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改鄯州（州治即青唐城）为西宁州（取西方安宁之意），置陇右都护府。其后，金人南下，灭唃厮啰政权，结束了自唐武宗会昌年间（-）以来，吐蕃、回鹘势衰，归义军、回鹘及吐蕃残部于陇右各州所建立的割据势力，再度归中央政权统治。北宋宣和七年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北宋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金兵占领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携带老小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也未回到河湟。唃厮啰建立的青唐政权在河湟百余年的统治从此结束，陇右都护府结束。
管句：管理，同“管勾”。“句”，此处读gou，与“勾”音义相同，义为考查、考核。宋初，国子监置判监事、同判监事、管勾监事、同管勾监事等官；地方职务也有称“管句”者，如铭文中的“管句秦州甘泉堡公事乔勋”、“秦州甘泉堡行香寺管句僧惠荣、前管句僧道成”。
助缘：佛教用语。佛教中往往“因”与“缘”并称。事物的存在有其原因和条件，“因”是产生结果的内在直接原因，“缘”是帮助因的外在间接条件。打个比喻来说，“因”恰如谷物的种子，“缘”则如帮助种子成长的雨露水土。种子为亲因，藉雨露水土为助缘，如此方能结果实。佛教把多做善事，修寺建庙，放生，吃素，持戒等称为助缘。
二、有关此钟的历史记载
1、明正德六年（）至正德八年（）任陕西提学副使的著名诗人朱应登（-）有一首怀古诗，诗云：
秋日经西宁废城，下有二钟，题年“靖康”，相传宋时筑“三连城”以防胡者，感而赋此。
雉堞芩寥歧路边，遗钟犹记靖康年。
乘垣野草寒生雨，入浦征鸿暝带烟。
北狩銮舆淹朔漠，南来胡骑蔽云天。
还思故国果何恃，谁谓金汤可万全？
按：诗中的“北狩銮舆淹朔漠”指北宋灭亡后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掠北去一事。“故国”指灭亡了的北宋。
2、明嘉靖《固原州志》载：“鼓楼，在州城大街中。佥事杨勉修筑，岁久倾圮。正德八年（），总制右督御史张泰、兵备副使景佐重修，极雄壮，取安定县古寺巨钟置楼上。钟识云：大宋靖康元年铸。起覆修寺:熙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3、万历《固原州志》载：“鼓楼，在制府(三边总制衙门)前，佥事杨勉修。正德八年（），总制张公、副使景佐重修。上有巨钟，识云‘（据上嘉靖《固原州志》看，此处原来应有一“大”字）宋靖康元年铸’。”
4、叶昌炽《語石》云：“会宁县城有宋钟一，行部时拓之。”
按：汉制，刺史长常于八月巡视部属，考察行政，称为“行部”。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时，曾于光绪三十一年（年）到会宁视学。
5、民国间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三《宋〈上〉》：“此钟早佚，惟今万寿寺有明时巨钟，钟文有：‘县始于靖康元年（），前有故城为甘泉堡，彼时学政任晟等协集官民，铸造古钟，城废，遗堡内。重万斤，洪大高厚，朝夕击扣，声驰百里。正德六年（年）总制张公巡抚固原，取载是卫，镇存楼空。至嘉靖六年（），乃铸新钟。’是宋钟久已不存，《语石》所谓拓得者，疑即万寿寺明钟，以有‘靖康’字，遂致误耳。”
从上引嘉靖、万历《固原州志》所记宋钟的铸造年代可知，张维《陇右金石录》所录嘉靖“新钟”铭文中的“正德六年（）”原字应为“正德八年（）”，“六”字应为“八”字之误认，因为两个字的字形很相像，由于历年已久，铭文模糊，极易混淆误认。再，“镇存楼空”意思上讲不通，“镇”字也应为“钟”字之误认，因为“钟”的繁体字“鐘”和“镇”字的字形也很相像。
下面就以上五条资料，予以对照考辨。
1、从朱应登怀古诗可知，会宁宋钟有二，皆出于西宁古城，且皆铸于靖康之年。其中一钟明白无误运往固原了，叶氏所拓者，系留存会宁之另一钟欤？民国《会宁县志续编?金石志》“万寿寺铁钟”条下只有“大明嘉靖六年（）三月吉旦”所造铁钟之记载，而无宋钟之踪影。叶昌炽是光绪三十一年（）来会宁视学的，而《会宁县志续编》初修于民国十二年（），二者为时相去不远，叶氏所见宋钟若在会宁县城，民国县志不应漏记；但从下节所引“铸造人姓名暨年月皆载于中腹，但悬挂太高，文字模糊难辨”只录了个铸钟的时间和金火匠姓名的马虎省事的态度看，有漏记也说不定。
叶氏应当是看到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所载朱应登诗，才乘视学之便顺藤摸瓜访拓宋钟的。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考辨说：“宋钟久已不存，《语石》所云拓得者，疑即万寿寺明钟，以有‘靖康’字，遂致误耳。”意谓叶昌炽把明钟误记为宋钟了。然而叶昌炽是金石大家，当不至于如此粗疏，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叶所见的是真正的宋钟，是现存于固原之外的另一口宋钟？答案是：极有可能。
呜呼！彼时县城果有宋钟而县志编者访查不周而漏记耶？抑或真如张维所云叶氏误以明钟为宋钟耶？一切的一切，只有见了叶氏拓片才能搞清，只是不知此拓今尚存世否？有心者不妨下一番探赜钩深的功夫。
2、和此钟铭文对照，发现嘉靖《固原州志》的有关记载明显有一处错误：即此钟的出处是秦州甘泉堡，即今会宁县的西宁古城，而非安定县（今定西市安定区）的某处古寺。
按：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加强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创设了都司、卫、所制度，将军队编入卫所之中，实行屯垦与守御相结合的制度。今陕西甘肃境内的卫所，分别由陕西都司（驻节西安）和陕西行都司（驻节甘州）统辖。这种“以兵隶卫，以屯养军”，“寓兵于农，屯守结合”的军事制度，对巩固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固原是隶属于陕西都司的一个卫。明代的主要边患是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入犯，明朝在北部边境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简称“九边重镇”，相当于九个省级军区，其中在陕西省（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西部）的北部沿边，从东到西分设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习称“西三边”，置“三边总制”总揽其权。从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或曰：总制，官名，即总督。明武宗（年号正德，年-年在位）尝自称“总督军务”，臣下避之，乃改总督为总制。固原既是九个军事重镇（简称“九镇”、“九边”）之一，同时还是延绥、甘肃、宁夏三个边防重镇指挥部“三边总制（总督）府”的所在地和固原镇总兵（总兵为一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其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军官）的驻节之地，是西北规格最高的军事重镇、军事指挥中心。
固原钟鼓楼在州城大街中（即现在的固原新华书店和固原电信公司门前十字大街交汇处）。明代前七子之一的陕西状元康海在《固原镇鼓楼纪略》记载道：“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崇二丈七尺，台如之（即和楼一样高，也是二丈七尺），广（正面宽）二十三丈，厚（侧面宽）五丈六尺，皆以砖石围砌。”历时一年，方始落成。可见当年的固原钟鼓楼极其雄伟壮观。
明代著名大臣杨一清（-）当年写有一首《固原重建钟鼓楼》诗：
其一
西阁风高鼓角雄，南来形胜倚崆峒。
青围睥睨诸山绕，绿引潺湲一水通。（睥睨，城上短墙）
击壤有歌农事足，折冲多暇虏尘空。
登楼不尽筹边意，渺渺龙沙一望中。
其二
千里关河入望微，四山烟雨翠成围。
蒹葭浅水孤鸿尽，苜蓿秋风万马肥。
圣主不教勤远略，书生敢谓知戎机。
狂胡已撤穹庐遁，体国初心幸不违。
按：朱应登，字升之，号凌溪，扬州府宝应县人。生于成化十三年（），卒于嘉靖五年（）弘治十二年（）进士。初任南京户部主事，迁福建延平知府，升陕西提学副使，终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朱应登一生的任官时间大致是这样：弘治十三年至正德二年（），任职南京；正德三年（）至五年（），为官福建；六年（）至八年（），提学陕西；正德九年（）至嘉靖五年（）间的十三年在云南度过。朱应登是明代第一次文学复古潮流的中坚人物，诗宗盛唐，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与顾璘、刘麟、徐祯卿并列为“江东四大家”，是扬州地方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凌溪集》。其诗格调高古，清新俊逸。顾璘评价朱应登诗歌的艺术风格说：“升之才华彪发泉涌，每当人（在人当面）落笔，一扫千言，旁观者往往夺气！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
固原钟鼓楼：史载，杨勉，四川安岳人，进士。明成化初任固原兵备道，五年（年）增筑固原城，同时修筑钟鼓楼。正德六年（），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泰任陕西三边总制大臣，驻节固原，遍览城雉、钟鼓楼及文武署衙，慨然兴怀曰：“敝者不更，则来者无眠，非所以振军威、明节制、广教习之道也。”遂决定于正德七年（）秋动工重修钟鼓楼，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兵备按察司副使景佐负责。历时1年，于正德八年冬竣工。重建后的钟鼓楼，《固原镇鼓楼纪略》云：“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崇二丈七尺，台如之（意即和楼一样高，也是二丈七尺），广（正面宽）二十三丈，厚（侧面宽）五丈六尺，皆以砖石围砌。”换算过来，楼高9米，台高9米，广76.6米，厚18.6米。“重楼七楹，东悬鼓，西悬钟”。楼东悬挂的鼓，已失考；楼西悬挂甘泉堡行香寺古钟。整个钟鼓楼形制宏大，雄伟壮观，凭空为固原三边总镇增添了几分威严。钟鼓楼下部因用砖石围砌，形成了特有的共鸣墙，敲击时，钟鼓发出的声音洪亮而悠远。钟鼓楼重建后，著名文学家、戏曲作家、翰林院修撰、明代前七子之一的状元康海撰写了《固原镇鼓楼纪略》，并刻石为记。据出生于年的晏庆荣老人说，自他十多岁记事起，固原钟鼓楼就没有了顶部的阁楼，上面只有一口大钟。钟鼓楼门洞有六米宽，15米深。解放后，年破四旧运动中被拆除，大钟被悬挂在今固原军分区后面小西湖内的固原内城墙上作为防空警钟报警，后来被固原博物馆收藏，放置于固原博物馆后院用于游人参观。年8月，此钟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泰，生于景泰三年（），卒于正德八年（），享年六十二岁。字世亨，肃宁县人，成化十四年（）进士。初授邹县知县，迁监察御史，巡视河东（今山西）盐课，改按苏松。弘治九年（）升陕西按察副使，饬洮州、岷州兵备，不久迁陕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正德元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正德二年（）召为大理卿，忤刘瑾罢归。正德四年（）起擢刑部左侍郎。正德六年（）七月升右都御史，以右都御史身份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正德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于固原，年六十二。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
杨一清，生于景泰五年（），卒于嘉靖九年（），享年七十七岁。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其先安宁（今云南安宁县）人，后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身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六朝，明代中叶的著名政治家。成化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历任佥事副使、提督山西、陕西学政。入为太常卿，升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苑马寺马政。弘治十八年（）巡抚陕西。正德元年（）改任陕西三边总制兼督马政。次年（），因不满宦官刘瑾用事，以疾乞退，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正德五年（），起以原官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军务。后计除擅权太监刘瑾，擢户部尚书。正德六年（）二月，改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进入内阁）参机务。后因受人诬告，愤而辞职，回归京口。嘉靖元年（），廷臣交荐一清可大用，会三边总制缺，嘉靖三年（），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衔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这是他第三次出任三边总制（总督）并兼督马政，年已七十高龄。杨一清一生三次出任三边总制，“宦迹遍三秦”。嘉靖五年（），杨一清奉召还京，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衔入阁，出任首辅，位极群臣，到达他仕宦的顶峰。后又受人诬告，上疏乞归，遂致仕，回京口。后复受人诬告，诏夺一清官职。一清大恨曰：“老矣，乃为孺子所卖！”未久病卒，年七十七岁。久之，复其官，追赠太保，谥文襄。
叶昌炽，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卒于民国六年（），享年六十九岁。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引疾归，有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卷。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裻庐日记钞》等。《语石》，共十卷，是一部笔记体的石刻通论性专著。中国第一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上溯古初，下迄宋元。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各种石刻余种。根据这些材料，参考其他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写成此书，宣统元年(年)在苏州府城刊刻问世。本书一共写了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四渎和外国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顶，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别讲各类书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况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这种既分类又系统的进述，即使今天来看也是颇为科学的。尽管《语石》问世后碑刻又陆续地大量发现，后人也撰写各种讲述的书籍，但都没有能脱离《语石》建立的框架，《语石》至今仍是要懂得我国碑刻的基本的读物。
三、此钟与“万寿晨钟”的关系
“万寿晨钟”从明清至民国，一直是“会宁八景”之一。最早记载会宁八景的是明正德间（—）会宁教谕张才的《会宁八景》诗，其中有一句“万寿钟鸣午夜晓”，万寿指万寿寺，医院防疫站一带。说明早在明正德间（—）会宁就有古钟悬挂于万寿寺内。
关于万寿寺，会宁旧志中有以下数条记载：
下限约为康熙二三十年的《会宁县志》残卷（手抄本）“古寺”条：“万寿寺，在县治东北。”
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卷十二《杂记志》“寺观”条：“万寿寺，在县治北，宋元古刹也。明洪武癸亥（十六年）（）设立官制重修，为恭祝圣寿地。永乐间（-）僧应山修，正统三年（）僧法春募化增修，二碑尚存。本朝道光四年（），邑人冯良弼募修。”
同志同卷“仙释”条：“应山，万寿寺僧。恭持禅教，敦戒行。永乐（-）中，募河东（今山西省）七百余金，修建寺殿，为祝釐之所，秋毫无染尘俗。寺落成之日，危坐修斋诵经，足迹不逾郊郭。一日晨起，沐浴焚香毕，召诸弟子曰：‘吾今去矣！尔等恪守宗教，勿为恶孽。’言毕，端坐而逝。坐化后，有人见与一异人游桃花山岭，俄而不知所去。”
按：河东，秦以前仅仅是地理上的泛称，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秦时置河东郡，为三十六郡之一，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约相当于今山西省的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以后，尤其唐、宋以来，河东或称郡、称道、称路，地望有所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习惯上通称晋南为河东地区，古人也常用“河东”泛指山西。顾炎武《日知录》第三十一卷称：“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又：黄河在今甘肃宁夏内蒙境内的兰州至内蒙的巴彦淖尔市呈东北走向，以黄河为界，分为河东、河西，古称“两河”。这里的“河东”或许指黄河以东会宁附近的今甘肃宁夏两省的部分地区。
同志卷七《典礼志》：“万寿寺，在县城北。每逢朔望，文武皆至拜贺；元旦、长至、万寿、太后皇后诞期，皆至朝贺。坐班恭遇诏敕书至县，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出郊迎接，至寺中设台，安置诏书，行三跪九叩礼，宣读官登台宣读，读毕，各官复行三跪九叩礼。”
按：“万寿”一词，在封建时代指皇帝皇太后的的生日，以故皇帝的生日又叫“万寿节”。万寿寺作为宋元古刹，最早的名称不知叫什么，被称为万寿寺是明洪武十六年（）的事儿，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此处“为恭祝圣寿地”，每年的特定节日都要举行一系列“典礼”活动。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藏有一份时间下限为民国十七年（）的《会宁修志局造赍各种调查表》（总计二十六种），第四种《会宁县坛庙祠宇寺观调查表》：“万寿寺，宋崇宁年（-）建。明洪武、永乐、正统及清道光、光绪年，相继修理。拆坏不全，存。有祭田亩。”明言万寿寺创建于宋徽宗崇宁年间（-），只是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一年，如果取其中间的公元年，说万寿寺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则大致不差。《会宁县坛庙祠宇寺观调查表》的这条记载十分可贵，但是比调查表晚了十年的时间下限为民国二十七年（）的《会宁县志续编》似乎不知道或没有注意到有这种调查表的利用价值，卷二《建制志》“寺观”条只是笼统地说：“万寿寺，在县城北，宋元古刹也。明洪武、永乐、正统、崇祯，屡事重修。”年出版的当代首轮《会宁县志》没有提及万寿寺的创建年代，看来，也“似乎不知道或没有注意到有这种调查表的利用价值”。
《会宁县志续编》卷十三《金石志·金器》“万寿寺铁钟、磬”条载：“考钟为长圆形，螭纽，八耳。周一丈五尺（约为5米），径五尺（约为1.67米），高六尺（约为2米）。铸造人姓名暨年月皆载于中腹，但悬挂太高，文字模糊难辨，惟‘大明嘉靖六年（）三月吉旦造。金火匠陈侃、男陈世金’等字尚明。会邑八景中‘万寿晨钟’即指此。磬为正圆形，周四尺五寸，径一尺五寸，高尺七八寸。年月及金火匠与钟同外，更载‘发心僧人圆总’等字，则与城隍庙醮炉僧人相同矣，可知皆为明嘉靖年造”。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七（明）“万寿寺钟”条载：“在会宁北城，今存。按：此钟高丈余，周径九尺（当为“五尺”之误），因文有‘宋靖康元年’字，《语石》称为宋钟，实明嘉靖六年（）所铸，其重万斤。”现存固原博物馆的会宁宋钟据载“周一丈六尺零一寸，径五尺零七分”。两相对比，发现宋钟和明钟的大小重量也就是说体量基本相同。
嘉靖在正德之后，正德间（—）会宁教谕张才《会宁八景》诗中吟咏的“万寿晨钟”绝对不会是嘉靖六年铸造的“新钟”，而应当是是靖康元年（）铸造的宋钟。正德八年（），宋钟被陕西三边总制张泰运往固原后，邑人出于对旧钟的万分不舍，于时隔十四年后的嘉靖六年（）“乃铸新钟”，并且在大小重量上有意与之相仿。如果笔者的这个判断不差，就可以说宋靖康铁钟是明嘉靖“万寿晨钟”的前身，二者是前后相承的“母子关系”。因为这一点很关键，就让笔者不惮辞费，详细申论如下吧：
明正德间（—）浙江举人会宁教谕张才《会宁八景》诗云：
万寿钟鸣午夜晓，连城堞照夕阳天。
屈吴挂日岚光霁，桃岭舒花翠色艳。
云暗雪飞山积玉，月明硝映岸堆铅。
黑池龙喷灵湫雨，春水时添九窍泉。
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卷八《职官志?宦绩》：“张才，浙江人，正德间教谕。才优而学博，教振而化敷。祀名宦（明清有一种制度，把外来职官之有惠政遗爱、深系士民之心者，供奉在本地的名宦祠，俾其永享春秋之祀。）”
会宁成化辛卯科（七年）（）举人张拱端《会宁八景·万寿晨钟》诗云：
寺依青山夜阁虚，晓钟声动疾还徐。
松边梦鹤惊飞处，潭底潜龙起蛰初。
半壁残辉林月坠，一天微影海霞舒。
老僧初定尤危坐，厌听轮蹄过竹居。
按：张拱端是名正统四年（）己未科进士张勋之子。诗中“夜阁”的“阁”是阁楼的意思，这里指钟楼，和唐代戴叔伦《留宿罗源西峰寺示辉上人》诗中的“高阁起钟声”中的“阁”同义。
前面笔者说最早提到“万寿晨钟”的是明正德间（—）的会宁教谕张才，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早在正德之前于成化七年（）中举的会宁人张拱端已有分咏“会宁八景”的诗作了。可能因为张才的《会宁八景》诗是总写，所以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把它排在张拱端诗的前面。成化共二十三年，下来是弘治，十八年；再下来才是正德，十六年，此钟是正德八年（）运往固原的。张拱端是在成化七年（）中举的，但此诗不一定就作于成化年间，或许和张才的《会宁八景》作于同一时期，亦即正德年间（—），因为古人有对同一题材“竞相题咏”的习俗；但按张拱端的年龄，此时的创作时间绝不会迟至“新钟”铸就的嘉靖六年（），因为此年已是他中举后的第五十六年了，如果他是二十岁中举的，此时已经七十六岁了，所以几乎没有可能性；而浙江举人张才是正德年间（—）的会宁教谕，他的任期也绝不会延至嘉靖六年（）。所以二张诗中题咏的的“万寿晨钟”绝对不会是明嘉靖六年（）铸造的“新钟”（不过，此钟后来也称“万寿晨钟”），只能是靖康元年（）铸造的宋钟。嘉靖六年（）“新钟”铭文之所以把大量文字用来追述靖康宋钟的来龙去脉，我想原因正是为此。
只是这里有一个疑点，弘冶十二年（）中进士的著名诗人朱应登明确无误是在西宁废城看到题年靖康的宋钟的，而不是在会宁城内东北角的万寿寺。朱应登去世于嘉靖五年（），即嘉靖新钟铸造的前一年。朱应登正德六年至正德八年（-）任陕西提学副使的，在任三年，具体是哪一年“秋日经西宁废城”的，我手头无资料可查；但此人被誉为明代“十才子”，声名藉甚，想来史籍中不难查明。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靖康宋钟正是因为被著名诗人朱应登发现并作题咏后，身价陡增，会宁人士才倍加珍惜，将其和另一口同样“题年靖康”的宋钟一起，由西宁废城运至会宁县城，悬挂于城北的万寿寺，并引发“二张”（张拱端、张才）竞相题咏，“万寿晨钟”由此而更加声名鹊起，又随之激发起三边总制张泰的“豪兴”，遂于正德八年（）利用手中权势强行将其转运固原，置于可以说是专门为此钟兴建的落成于同一年的固原钟鼓楼。
张拱端《万寿晨钟》诗首联“寺依青山夜阁虚，晓钟声动疾还徐”中的“夜阁”一词，恰好说明彼时此钟悬挂于会宁北城万寿寺的钟楼，而不在西宁废城中的行香寺，因为寺随城废，钟楼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理，《陇右金石录》所录万寿寺明嘉靖六年（）铁钟铭文中“钟存楼空”的“楼”，绝对不是古西宁城行香寺的钟楼，而是万寿寺的钟楼。“钟存楼空”的意思是：靖康铁钟虽然被运往固原，但毕竟还存留在世上，可万寿寺的钟楼却空荡荡的了。
叶昌炽云“会宁县城有宋钟一”，是靖康大钟在运往固原之前，先被和另一口可能较小的宋钟，从西宁废城一同运到今会宁县城的又一个有力的旁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定明代“二张”（张拱端、张才）笔下的“万寿晨钟”就是现存于固原博物馆的靖康宋钟这一结论，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
四、此钟与西宁古城的关系
《宋史》上关于甘泉堡的记载有两处。
一见于《宋史地理志（三）》秦州“甘泉堡”条：“甘泉堡，南至泾原路治平砦一百五十里，北至泾原路通安砦一百五十里。”
按：治平砦即今静宁县的治平镇，通安砦即今会宁县大沟乡的古通安城，亦即当地流传的民谚“羊打鼓，马摇铃，一夜跑了个通安城”中的通安城。下限为民国二十七年（）的《会宁县志续编》卷一《舆地志》“古迹”条：“通安故城，本金通安寨，盖昔通西安要路（见旧志）。乡老相传，元人围攻西宁州，金人用羊打鼓，马摇铃，乘夜潜挖地穴逃走，至晓到通安寨，遂往西安。”
一见于渭州（州治即今甘肃平凉市）“甘泉堡”条：“甘泉堡，（北宋徽宗）崇宁五年（年）泾原路经略（安抚）司于甜井子修筑守御，赐名。未详属何州军，姑附此。别见秦州。”
第二条既然说“未详属何州军，姑附此（渭州）”，极有可能说的就是同一个“甘泉堡”，亦即秦州的甘泉堡，只是因为《宋史》是由官方组织多人编修的，难免有因为个别编者地理概念不清，从而导致说法不一的现象出现。
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条：“甘泉，在西宁城。先是城中无水，每于城外取水，恒遭贼害，后即城中挖一泉，其味甚甘。”我想，宋代“甘泉堡”的“甘泉”和它的前身“甜井字”的得名，就缘由于此吧。因为城中所挖的“其味甚甘”的一眼泉，叫“甜井字”、叫“甘泉”都无不可。
如果上面的判断不差，那么西宁古城从古到今的建制历史就历历分明了，即此地最初名叫甜井子；宋徽宗崇宁五年（）筑甘泉堡；金天会六年（南宋建炎二年）（）“帝（金太宗完颜晟)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疑即后文要做专题论证的堡川城）”（见《金史?本纪第十九》）；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于甘泉堡置西宁县，属秦州，隶熙秦路，“西宁城”一名由此始称；金宣宗贞祐四年(1年)，升西宁县为西宁州，下辖甘谷、鸡川、冶坊（在今清水县）三县；金哀宗正大四年（），蒙古军夺取西宁州，降西宁州为西宁县；金哀宗天兴三年()金亡，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金元帅郭虾蟆自焚于会州（即新会州）孤城（今郭城驿镇郭虾蟆古城），蒙古军旋将会州治所南迁西宁城，名称依然是会州；蒙古忽必烈汗至元七年()，并西宁县入会州；元顺宗至正十二年()，因会州一带地震强烈，朝廷出于迷信，认为会州谐音“坏州”，不吉，诏令改为会宁州；明太祖洪武十年（），降会宁州为会宁县，并将县治从西宁城迁到今天的会宁县城。
按：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升冶坊堡为县，故治今甘肃清水县黄门乡王店村。金宣宗贞祐三年()，冶坊县属凤翔府秦州，四年（1）改属西宁州。金哀宗正大四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率部越六盘山到达冶坊县西江畔(今牛头河)，病逝于萨里川(今红堡川)行宫内。元世祖至元七年()，废冶坊县入清水县。
会宁的西宁城与今青海省的省会西宁没有什么关系。今青海省的西宁，在古代多以西平称之，有汉代西平亭、西平郡等，直到北宋崇宁三年（）改为西宁州，至此“西宁”之称始见于史。这个“西宁”要比会宁的西宁城早78年，上面刚说过说了，会宁有西宁一名，始于金大定二十二年（）设置的西宁县。直到忽必烈汗至元七年()，并西宁县入会州，“西宁”一名在会宁历史上彻底消失。也就是说，会宁的“西宁”作为一种建制名称，从产生到消失，一共存在了88年。
由宋朝的甘泉堡，到金代的西宁县、西宁州，元朝的西宁县、会州、会宁州，再到明初的会宁州，也就是说从公元年（一说年，见后）到年，西宁古城作了多年（或年）的堡治、县治和州治。靖康铁钟铸造于年，几乎与西宁古城的雏形甘泉堡同时诞生；它的由会宁到固原，也与西宁古城的兴废相始终，见证了数代王朝的盛衰兴亡。
不过，甘泉堡的始建年代究竟是哪一年，还是个大大的问题，可谓众说歧出。
明末清初著名的沿革地理学家和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巩昌府“通渭县”条下云：“甘泉城在县东北九十五里。宋元丰（-）中，置城于此，为戍守要地。”
《读史方舆纪要》陕西陕西巩昌府“会宁县”条下云：“西宁城即今县（这里指明洪武初年县治设在在西宁城的会宁县），金人置县于此（此语当采自编写于明洪武十年以前而今早已失传的地方志，因为明初的会宁州治和县治仍然设在西宁城）。《志》（当指明洪武以后编写的陕西省志）云：（会宁）县东二十五里又有西宁城。城有三，俗呼为‘西宁连城’。宋宣和（-）中,尝置刺羌城于此。”说明西宁城在北宋时初名甘泉堡，扩筑后易名“刺羌城”，但此名没有叫开，靖康元年（）时，又恢复为或习惯上仍然称为甘泉堡。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肇域志》卷三《陕西?巩昌府》“会宁”条下记载说：“西宁城，在县东三十五里。《记》（指《巩郡记》）：城有三，俗呼‘西宁连城’，遗址尚存。宋靖康元年（）经略使章楶(-)筑，名曰甘泉堡。后为元所灭。金西宁州以此为名。”
清雍正间会宁岁贡生梁仲元有一组“会宁咏史诗”，共六首，歌咏了汉隋唐宋金明六个朝代发生在会宁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第四首诗前小序云：“宋绍圣（―）中，章楶为经略使，筑西连城以御边。政和中（―）秦风路经略刘仲武将兵出会州，御夏人。南渡后，地属金，夏人仍攻破之。”其诗曰：
诏筑连城辅会州，奇功远略见章刘。
旗翻塞月成屏障，剑舞边风靖寇仇。
弱宋南迁割地土，强番北起践人头。
升沉几度河山老，遥忆西陲淡淡秋。
道光十一年（）《会宁县志》卷二《舆地志》“沿革”条:“宋绍圣三年（）筑安西城（在今靖远）（实在今定西市安定区---笔者注），省乌兰，更置敷川县，改会宁为西宁县，筑西连城（故城在今县城东三十里，经略使章楶筑）而徙治焉，仍属会州。隶泾原路（今平凉府）。”
按：民国二十八年（）《会宁县志续编》卷之一《舆地志》“古迹”条：“敷川故城，考《宋书》，崇宁三年（），省乌兰，更置敷川县，改会宁为西宁县（今西宁古城是）。”时间比道光十一年县志所说的“绍圣三年（）”晚了八年，不知孰是。
同志同卷“古迹”条：“西宁故城，在县东三十五里（实为二十五里）。宋经略章楶所筑。三城相连，俗呼‘连城’”。
同志卷八《秩官志》“监司”条：“（宋）章楶，字质夫，（福建）蒲城人。元符元年（），夏人入寇，陷会州，楶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帅师大败之，克复有功。…楶立边功为西方最，祀‘名宦’。”
按：章楶，生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元年（)，享年七十六岁。章楶和苏轼是同时代人，两人是朋友，北师大版八年级《语文》下册中入选章楶和苏轼的《水龙吟》词各一首，章是原作，苏是“次韵（唱和）”。章楶以政事特别是军事为第一要务，诗词只是偶尔为之。他的政绩是抗击夏人侵扰，造福边关人民，有大功于国家和民族。
把上述数条资料结合起来看，甘泉堡（曾一度名刺羌城）的始建年代至少有五种说法，即：1,宋元丰（-）中。2，宋绍圣（―）间。3，宋绍圣三年（）。3,宋崇宁五年（）。4,宋宣和（-）中（尝于此置刺羌城）。5,宋靖康元年（）。
章楶早在靖康元年（）之前的崇宁元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顾氏“宋靖康元年（）经略使章楶筑，名曰甘泉堡”之说似不可信；如甘泉堡诚为章楶督筑，则始建年代一定为宋绍圣间，确切之年极有可能就是绍圣三年（）。
然而顾炎武所云之靖康元年（）筑甘泉堡，与明嘉靖六年（）“新钟”铭文中的“县始于宋靖康元年（）”的年代（），又不谋而合。难道甘泉堡虽非章楶督筑，而确实始筑于靖康元年（年），而非《宋史?地理志（三）》中所说的始建于宋徽宗崇宁五年（）？明嘉靖六年（）“新钟”铭文云“县始于宋靖康元年（）”者，是把甘泉堡的始建作为会宁建县的源头来追述的吗？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但因为“说起来话长”，此处不作深论。
“连城夕照”是会宁八景之一，张拱端《会宁八景》诗中的第五首就是《连城夕照》：
百雉连城一望赊，曦轮转影又西斜。
空墟断霭归行客，古木寒烟集乱鸦。
天际光阴须爱惜，人间兴废莫咨嗟。
琴堂吏散多闲趣，坐对遥岑看落花。
西宁古城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件大大的“奇迹”，也值得在此附带说说。
《元史》卷四十三《本纪第四十二?顺帝（五）》记载：“（至正十二年（）三月）陇西地震百余日，城郭颓夷，陵谷变迁，定西会州静宁庄浪尤甚。会州公宇墙崩，获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为安定州，会州为会宁州。”
同一件事，《元史?五行志》记载得更详细：“（至正）十二年（）……闰三月丁丑，陕西地震，庄浪、定西、静宁、会州尤甚，移山湮谷，陷没庐舍，有不见其迹者。会州公廨墙圮，得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开挽。”
又是形体巨大的宋钟，又是“人莫能开挽”的五百余张巨弩，这座西宁古城可真是个让人不敢小觑的大有说头的地方！
五、此钟铭文中的甘泉堡与堡川城暨会宁城的关系
从前面征引的道光《会宁县志》的记载可知，位于会宁县城东北角的万寿寺为“宋元古刹”。一般来说，有“宋元古刹”的地方，不会是个小地方，至少也得是个小城镇吧。
《宋史?地理志（三）》秦州“堡川城”条：“堡川城，政和六年（）于秦凤（路）东西川口进筑，赐名。东至甘泉堡一十八里，西至熙河路安西城管下龟儿镇一十二里，南至甘谷城一百一十里，北至会川城一百二十里。”龟儿镇即今柴门乡的鸡儿嘴，会川城即今郭城驿镇的郭虾蟆城亦即新会州城的前身（旧会州城即今靖远县城。但当时作为州治的时候称会州，“新”“旧”是后人为了区别其存在的前后顺序而特加的）。
据此方位距离，堡川城极有可能就是今天的会宁县城，因为它恰好位于“东西川口”。东川即东河，至今会宁人还这么叫，道光县志谓之为“祖河”；西川即道光县志所称的“厉河”，因为发源于县南，从城南入，又称南河，而流经城西的一段习称西河湾。
古人在道里计数往往不是那么准确，就拿这里堡川城的四至距离来说，每个方向都少记了实际里数的三分之一，具体来说，“东至甘泉堡一十八里”，在原里数的基础上加上九里，合计二十七里，则与实际距离基本相符（笔者一次坐车时曾专门让司机打表计程，会宁城到西宁古城的标准距离是13公里，亦即二十六里）；“西至熙河路安西城管下龟儿镇一十二里”，加上六里，合计十八里，会宁旧志记为二十里，相差只有两里；“北至会川城一百二十里”，加上六十里，合计一百八十里，过去由会宁县城去郭城，是两个驿站的距离，即由会宁城内的保宁驿到甘沟驿九十里，由甘沟驿到郭城驿九十里，合计刚好一百八十里。在四至地点和距离十分明确的以堡川城为中心的坐标内，除了会宁城，再也找不到第二处符合《宋史·地理志（三）》有关“堡川城”说明的地点了。
还有一旁证。前引顾祖禹（-）（字复初）《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巩昌府“通渭县”条下云：“又有堡川城，在县（指通渭县城）东北八十里。东至甘泉城十八里。宋政和六年置。金废。”据当地老人说，过去由会宁县城去通渭县城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引文中的“八十里”刚好又是实际里数的三分之一。
如果今天的会宁县城是宋堡川城的判断成立，则今之西宁古城在宋朝属秦州（名甘泉堡），今之会宁县城在宋朝亦属秦州（而境内中北部大部分地方属会州）。说今会宁县城是宋朝的堡川城（保川城），是笔者的又一重大发现。若此说确凿无误，则今会宁县城作为城池的始建年代为北宋徽宗政和六年（），至今（年）已有多年。
六、此钟铭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马祐昌
此钟铭文中有一个职务最高的衔名：即“起覆修寺”者“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熙河路兵马钤辖、陇右都护马祐昌”。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列传第二百一十二《忠义八·孙昭远传》：
“孙昭远，字显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间（――）进士，调长沙尉，辟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寻擢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靖康元年（），召为水部员外郎。金人围太原，宋师多溃，钦宗遣折彦质乘传同昭远招集。会洛阳（又名西京）陷，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徙治襄、汉，授昭远西道总管。道收溃卒至京兆（即京兆，今陕西西安市），遇（原）永兴路（全称永兴军路，治所在京兆）安抚（全称经略安抚使）范致虚（时任陕西经制使）会诸军入援，昭远督其进，且檄诸道使出师。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以师会，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一说为鄜延帅）张深皆后师期，昭远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诸道兵得十万，命马祐昌统之。昭远与致虚同出关（武关），祐昌与金人战败。”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七《二帝北狩》：“（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时范致虚会陕西兵十万人入援，至颖昌，闻汴京（又名东京，北宋都城，今开封市）破，西道总管王襄南遁，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帅步骑号二十万，赴汴（即汴京，又名东京，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室以精骑冲之，皆不战而溃。王似、王倚、孙昭远等留陕府（即陕州），致虚收余兵入潼关。”
清毕沅（年—年）《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十七记载道：“（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闰十一月）范致虚闻汴京围急，会西道总管王襄、陕西制置使钱盖之师，凡十万人赴援。至颍昌，闻汴京（东京）陷（具体时间为闰十一月二十六日），襄、盖遁去，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率步骑号二十万，命马祐昌统之以趋汴，以僧赵宗印为参议官。致虚将大军遵陆，宗印将舟师趋西京。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知兵。师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洛索以精骑冲之，不战而溃，死者过半。王似、王倚、孙昭远等留陕府，致虚收馀兵入潼关。”
从中可以看出，甘泉堡行香寺的复修主持者马祐昌在此钟铸造的靖康元年（），曾率十万大军（一说二十万）与金兵抗战，虽然限于当时北宋王朝“北狩銮舆淹朔漠，南来胡骑蔽云天”的风雨飘摇、人心涣散的大局势，和主帅范致虚听信妖僧妄言、昏头掣肘，手中没有实际军事指挥权的迍邅处境，最终兵败，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马祐昌其人在当年西北诸多宋将中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重量级人物。。
按：郭厚安李清凌主编的《西北通史》第三卷第三章《南宋时期的西北》第一节第三部分《金朝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金）天会三年（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下诏进攻北宋。金两路发兵，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翰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今北京），计划在宋朝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会合。十二月，宋燕京守将郭药师降金，金兵以其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进抵东京。宋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在军民激愤的形势下下诏亲征，部署抗金。由于取到太原的金东路兵迟迟不来会合，宗望不敢冒险决战，遂与宋议和。钦宗答应金人提出的条件，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给金，送肃王赵枢作人质。宗望军已得三镇，又见宋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完颜宗望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完颜宗翰军于金天会四年（北宋靖康元年）（年）二月攻下忻州、代州，败宋将折可求、刘光世援太原之师，主力入南北关，破隆德府（今山西长治），进至高平（山西今县），宋廷大震。钦宗命令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土地，并遣姚古军援太原，种师中军援中山、河间。五月，金军并力突袭种师中军，杀种师中，又乘胜击败姚古军。姚、种兵败后，宋军兵力折损殆尽，形势危急。八月，金太宗再度发大兵南侵，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进兵。九月，在宗翰军的猛攻下，被围8个多月的太原守军粮尽援绝，知府张孝纯被俘虏金。金兵破太原后，宗翰、宗望于九月下旬合兵东向，十月初攻下真定府，继续南下。金兵度过黄河后，宗翰派使臣到宋，要挟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宋钦宗一一听命，朝中投降派得势，制止各地起兵勤王，坐待金军到来后议和。闰十一月初，宗望、宗翰两军在东京（汴京，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城下会师，乘大雪天攻城。东京城破，钦宗亲往金营投降议和。次年（金天会五年，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在东京大肆掳掠后，俘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时称“南京”）即位，改元建炎，揭开了南宋历史。
颖昌昌，府名。宋元丰三年(）升许州置，治所在长社（今许昌市）。
武关，位于今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春秋时称“少习关”，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成为“秦之四塞”,为关中东南门户，自古被誉为为“三秦要塞”,“秦楚咽喉”。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中说:“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而轻重分焉。”《续修商志》载陈潜室日“自古入关有三道……一自东南而入武关为间道”。清人顾栋高诗:“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自春秋始,历来武关均设防守。为兵家必争。
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北宋初，设武胜军（治穰），领穰、内乡和南阳三县，徽宗崇宁年间（-）辖穰、南阳、内乡、顺阳和淅川五县，政和二年（）将原为“上郡”的邓州升为“望郡”。庆历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范仲淹在邓州上任，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南宋初，邓仍归宋。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议和，南宋对金称臣，将邓州割给金朝，以邓州以西40里和以南40里为界，邓州处于金之前沿阵地，曾三设榷场（买卖交易的地方），与南宋互市。绍兴三十一年（），金人被宋军击败，邓州复归南宋。二年后，金人南下，这一带又归金国。金代的邓州，属南京路，州治于穰，并于此设武胜军节度。邓州时辖3县：穰（含顺阳、新野、穰东、板桥4大镇）、南阳（含张村镇）、内乡（含西峡口镇）。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国准备攻打开封。北宋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谋划奉皇帝之命出逃襄、邓，以避开金人的攻势，但遭留守李纲竭力阻止；十一月，金兵再次进攻，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劝钦宗“暂诣襄、邓，以图西据长安”，但钦宗未给明确答复。第二年，北宋灭亡。靖康二年（），金兵逼近应天府（时称“南京”，今商丘市），高宗欲迁都以避开金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郎李纲等人主张迁都襄、邓，说：“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李纲又谏曰：“今六飞纵未入关，当适邓、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闻一二执政，劝陛下迁幸东南，果尔，则中原非我有矣！”但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以避狄为由建议移都东南。李纲力争，以为不可迁都东南，请驻邓、襄，乃诏修邓州城。舍人刘珏亦抗言：“当今之要，在审事机爱日力为急务。南阳密迩中原，易以号召四方，又有长江天险，可以固守。”士大夫大多都同意刘珏的观点。九月，金兵进军河阳，迫近东京。高宗下诏迁往淮甸，从汪伯彦、黄潜善之请。
千秋镇，今河南省义马市千秋镇。千秋镇有千秋亭，为古驿亭。秦汉时设亭邮，十里一亭。晋代潘岳赋中有“亭有千秋之号”一语。
结束语
靖康铁钟由会宁运往固原的历史，明《固原州志》和张维《陇右金石录》本来记载的非常清楚，但因资料所限和考察不力，此前的会宁新旧县志和当地人从未提及过。6年9月5日至12日，笔者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连续查阅了八天资料，摘录了《陇右金石录》中的有关记载。年12月初的一天，根据从民国间陇上著名学者张维（-）《陇右金石录》中发现的一条重要线索，上网查寻，得知此钟完好地保存在固原市博物馆，欣喜之下，约樊礼军于当月8日实地考察拍照，取得了完整资料。非常巧合的是，此前不久，会宁县人民政府刚好发出了恢复建设会宁钟鼓楼的文件和相关倡议。这既是天意，又是人心所向，可谓是一件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是光复旧物，踵事增华，传承创新华夏文明的重要举措；更是把会宁建成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红色旅游名城的现实需要。
从宋代铁钟到明代铁钟，再到目前已经悬挂于新修的会宁钟鼓楼（主体落成于年）的和靖康铁钟形状大小相仿的铜钟，可谓一脉相承，千年相继。此钟的发现，对考证会宁的历史建制沿革、西宁古城的盛衰兴废和会宁县城的古今演变，以及历史上会宁的人文景观和宗教文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固原市博物馆为会宁宋钟立的石碑，正面朝墙，正常无法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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