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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地处浙西山区，山清水秀，民风淳厚。

公元年，时值唐朝末期，唐皇朝已失去往日盛景，开始分崩离析。

这一年二月，临安县石镜乡一个叫临水里的山村，一户农民家里一个婴儿降生了。农夫钱宽听说老婆生了儿子，高兴地上前去看。他一见婴儿，就皱起了眉头，原来小孩相貌不扬，啼声怪异。他心中很是不快，认为是不详之相，欲将其投入后院井中。幸被念佛的阿婆留下，保住了小孩的命，也使他有了“婆留”的小名。

这个孩子，就是对杭州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吴越王钱镠。

儿时顽皮，长大后常常有出息，是被古往今来许多事例证明的一种现象，钱镠给这个说法增添了一个有份量的佐证。

钱镠从小喜武厌文，整日与同村孩子们玩耍。史书记载，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

有一次，孩子们在村中一株很大的冬青树下玩耍，树旁有一块巨石，他们打赌：“谁能爬上石头就为王”。孩子们纷纷扑向巨石，但都跌了下来。钱镠则采用先爬上树，再从树上跳到石上的办法，登上了巨石，成为指挥孩子们玩耍的孩儿王，“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

钱镠从小煅练，长大后身材矫健，力大过人。他因生活所迫，16岁开始贩私盐。当时，这可是个要丢脑袋的营生，唐朝法律规定：凡私自贩盐一石以上的即处死。没有一点胆略和本事的人是绝不会干这一行的。

钱镠与贩盐的伙伴从杭州、越州等地将盐贩运到安徽宣城、歙县一带贩卖，换取粮食。为躲避“官卡”，经常夜行日宿，落脚荒山野岭，十分辛苦。临安横溪有个叫“钱王铺”的地方，据说是钱镠当年贩私盐的歇脚之地。钱镠在贩盐的过程中，广识民情，熟悉地形，锻炼武艺和才干，为以后带兵打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乱世之年，武夫投军算是上策。钱镠21岁投奔临安石镜镇镇将董昌，开始从军生涯。钱镠不仅有勇，而且有谋，用现代的话说，是干部提拔的重要条件。他24岁就被董昌保举为偏将，27岁被提拔为石镜镇衙内知兵马使，后来还击退途经临安的黄巢起义军。

钱镠在两浙战争中，帮助杭州刺使董昌击败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董昌如愿以偿当了越州观察使，他兑现承诺，把杭州让给钱镠。

公元年，钱镠任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兼杭州刺使。他是唐朝杭州最后一任刺使，从此独居一方，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乱世中，有些只能当草头王的人，却想当皇帝，于是就演绎出许多故事，酝酿出不少悲剧。

董昌原是乡土团军首领，因破山贼有功升为石镜镇将。杭州建八都军时，临安之军以董昌为主，钱镠为副。后来，董昌因平定刘汉宏有功，被提拔为越州节度使。

史书记载，董昌“愚而不能决事”。老百姓到他这里打官司，无论轻重枉直，都以掷骰子决定胜负。就是这样一个董昌，有了一点地位和权力以后，也做起了皇帝梦，在越称帝，国号大越罗平，改元顺天。

董昌以为他这样做是顺了天意，岂知是他手下几个马屁精的雕虫小技。原来，为了让董昌趁天下大乱当上皇帝，几个手下编造了这样的童谣：

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

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凭董昌的文化水平，还不解童谣之意。于是叫道士来解释，道士说：这是天符下降，天命要你董昌当皇帝呢。董昌听后，更加昏了头。

唐朝皇帝接到报告，龙颜大怒，唐昭宗发出诏讨令：“有枭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员，赏钱一万贯。”

钱镠受诏起兵讨伐董昌。董昌是钱镠的同乡，又有恩于钱镠，钱镠念其往日情谊，先以好言相劝：“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然而已做了“天子”的董昌那里听得进去。

劝告不成，只好兵戎相见，经过战斗，钱镠生擒董昌，并派部将顾全武把董昌押回杭州。

去杭州的路上，董昌仰天大哭，对旁边人说：“我和钱镠同乡，原来我还是他的上司，现在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纵身一跃，投水而死。

按当时的制度，董昌之罪要株连九族，钱镠只杀了几个首恶分子，其他人都被赦免并得到厚养。

钱镠取得了越州，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因征讨董昌有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

唐昭宗为嘉奖钱镠的功绩，特赐一块铁券。铁券是皇帝赐给大臣的信物，相传唐朝一共只颁发过四块。铁券用铁铸成，上嵌个金字，书写发铁券的原因。

这铁券不仅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有很大的实惠：得此铁券者，可免九死，子孙免三死；如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钱镠拿到铁券后，十分感激，请罗隐代写了一道表文谢恩。这块铁券被钱家视为传家宝，徙河南、迁台州，世代保存。中间也曾失落，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铁券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以“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为国策

公元年，钱镠升任镇海节度使，管辖两浙14州。他采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也使杭州开始繁荣起来。

公元年，钱镠被封为越王。

公元年，钱镠被封为吴王。

公元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

公元年，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

钱镠被封王后，权力越来越大，头脑却很清醒。董昌之流没有才能想当皇帝，而钱镠的高明之处在于有当皇帝的可能而不当。他认为“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

善事中国，处理好与中原朝庭的关系，是钱镠的重要治国之策。他认为这是大局，是立国之本。得到中原朝廷的认可，就有了统治一个地方的合法性，而且还为保境安民创造了宏观和外部条件。

当时，中原朝庭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皇帝做得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只有三四年。钱镠不管谁做皇帝，始终“奉中原正朔”。虽然要经常送许多好东西去朝贡，主要是金银工艺品、丝绸、秘色瓷、茶叶等，但却保证了吴越国一方的太平。

公元年，朱温废唐朝而自立，国号梁。他派使者来封钱镠为吴越王。罗隐等人劝钱镠不要接受后梁的封王，而应该起兵讨伐朱温，并分析说：如果讨伐不成功，仍然可以退保杭州，自称东帝。

钱镠考虑再三，没有接受罗隐等人的建议。他对罗隐说：如果举兵北上，就会造成后方空虚，要是夙敌趁机来犯，就会使吴越国境内不得安生，生灵涂炭。不如接受后梁的册封。从而使吴越国的百姓免受了战祸。

钱镠是个务实的人，在当时的十国中，吴越国的实力并不强大，两浙兵力有限，既然没有统一中国、当皇帝的力量，那还不如采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策略。

当然，钱镠作为统治者，也想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满足于已有的十四个州。晚唐高僧贯休是个有名的画家，又能写诗，他慕钱镠之名，写了“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诗，以诗问路，想见钱镠。

钱镠见诗后，认为十四州不够气派，让贯休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然后再见他。

贯休说：“州难改，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飘然而去。

唐天祐以后，中原形势动荡多变，各方藩镇先后改元称帝，这些称帝的人也劝钱镠称帝，过过做皇帝的隐。钱镠没有答应，他说：“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炭之上，还想拉我上去吗？”仍然安心做他的吴越王，过他的太平日子。

淮南的杨行密、徐温，一直是钱镠的劲敌，为了与吴越国争夺苏州，两家经常发生战争。杨行密死后，徐温掌权，后来经过衣锦军保卫战、狼山江水战，加上徐温生病，没有精力再与钱镠争斗，就派人来杭州，希望与吴越国修好。钱镠欣然答应，以后二十年，两国相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

这些事情说明，钱镠一直在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吴越国的老百姓在这一政策中得到了实惠。

筑捍海塘，建杭州城

杭州地处东南沿海、钱塘江口，古时常受海潮侵害。钱镠在给后梁太祖的“筑塘疏”中描写当时潮汐的情况：“每昼夜两次冲激，岸渐成江”，“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公元年，杭州又遭海潮之患，给百姓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为防止海潮入侵，钱镠发动20多万民工，花两个月时间，从杭州六和塔至艮山门筑起捍海石塘，在离岸29尺的塘上，打下6层罗山大木桩，在每层木桩之间，交错用装满石头的竹笼和泥土充实，称为泥塘。塘内叠石为堤，积沙固塘；塘外植大木十多行，以析水势。在我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也造就了杭州市内的大片平原，为城郊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年，钱塘江畔发现了当年“钱氏捍海塘”遗迹。如今，杭州城里不仅保留着吴越国时的遗迹，还流传着钱王射潮的传说。

钱镠曾孙钱惟演“射潮记”记载，当年石塘开工时，潮涨不止，给施工造成了困难。钱镠设祭，祀天帝、海神、潮神，祈求退潮。他向天祈祷：“愿退一二月怒涛，以建数百年厚业，生民蒙福。”

然而祭祀之后，潮涌依然。这下钱镠不信邪的劲头上来了，“遂采山阴之竹，造箭三千，羽以鸿鹭之羽，饰以丹朱，炼刚火之铁为镞，然后分箭六处，命强弩以射潮头，人用六支，每潮一至即发一支，至五支，潮乃退，三日不至，得定塘基。”

文天祥在《论五代史书武肃王事》中说，钱镠“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万年之功德。”

钱镠入主杭州，把吴越国首府设在杭州，加快了杭州的城市建设，促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

钱镠先后三次扩大和营建杭州城。

第一次扩展了隋唐杭州城的西南部，使原来防御薄弱的西南面城防得到了加强。

第二次在隋唐旧城的东北部作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包围，筑起了罗城，即城外之城。既筑子城为国治，又筑罗城，拓定了杭州南起秦望山、六和塔一带，北达武林门外，西濒西湖至宝石山，东至东河的南北长、东西窄的“腰鼓”型城市空间。这种城市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第三次是朱友珪加封钱镠为尚父，允许杭州扩建牙城，即王城。这是给了钱镠很大的面子。钱镠在牙城内凤凰山建了王宫，后来这里成为北宋杭州的州治，南宋在此建了皇宫。牙城建有两个门，南门在凤凰山右边，称通越门；北门在子城的东北角，称双门，也称霍门。

这样大的城市建设，费工大，工期长，需要有很大的毅力，钱镠把事情做到底的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造城池时，民工不堪劳役之苦，口出怨言，在城墙上写了这样的标语：“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

钱镠听到后，就叫人把它改成了：“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表示了他要把杭州建设成“地上天宫”的决心。钱镠为鼓动士气，亲自搬砖运土，参加建城劳动。

城市建得很牢固，钱镠率幕僚视察后，十分得意：“百步一敌楼，足言金汤之固。”面对这样的城防，连想来攻打的敌人也望而却步。当年筑城时建的朝天门、龙山门、竹车门、新门、北土门、盐桥门、西关门、北关门、宝德门十座城门，如今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入了杭州史册，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

钱镠在加强杭州城市建设时，还注意城市的规划，合理布局，优化城市功能，为城市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钱镠建设的杭州新城依江傍湖，实现了湖城一体，突破了以前传统的方城模式，既利用旧城的基础，又顺应杭州的自然环境，扩大了城市的容量。

古时，坊是住人的地方，市是进行商业贸易的地方。唐朝规定，坊中住家的门，都要朝向坊里边开，不能朝街面开，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和皇亲宗室才能向大街开门。

钱镠在城市构建中，取销了“坊市隔离”的规定，放松对商贸活动的严格限制，纳河入城，沿河筑街，沿街设市，市中架桥，临街开店，商贸逐渐繁荣。

当时有个术者，即风水先生，向钱镠进言：“王若安居城中，有国仅只百年，若填掉西湖而筑城，有国可千年。”

钱镠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无民那有我王；历史上那有千年的王朝，有国百年我已心足。”这一明智的决定，为杭州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西湖，也留下了这段有名的佳话。

公元年，钱镠建立吴越国。他设立都水营田司，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在太湖周围设制四支撩浅军，共有七、八千人，专门进行治河筑堤和农田建设。

公元年，钱镠在取得治理太湖的经验后，在西湖设置了近千名撩湖兵，挖淤泥，除葑草，通泉流，疏竣西湖。

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奖励垦荒，吴越地区成为“渔米之乡”。《嘉兴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钱氏百年，岁多丰稔。”

唐朝以前，杭州因受海潮等的影响，土地盐碱化，居民饮水很成问题，唐朝杭州刺史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到吴越国时，杭州人口大增加，为解决城中居民吃水用水问题，钱镠组织挖了九十九口井，建造龙山、浙江二闸，阻止江水倒灌内河，改善了杭州居民的生活条件。如今杭州城里的钱王井、四眼井就是当时开凿的。

钱镠信佛并倡导佛教，把佛教作为巩固统治、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吴越国时期杭州佛教昌盛，佛教活动很多，兴建了昭庆寺、净慈寺、梵天寺等许多名寺，扩建了灵隐寺，兴建了六和塔、雷峰塔、白塔、保俶塔等许多宗教建筑，凿了慈云岭、石屋洞等许多石窟造像。在大兴塔寺的过程中，还造就了喻皓这样的建筑大师。吴越国与日本等地的佛教交流也很平繁。当时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僧人众多，梵音不绝，成为“东南佛国”。如今，当年这些遗迹，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重要场所。

重视人才，礼贤下士

钱镠出于政治需要，非常赏识人才，重视网罗文人学士，并能礼贤下士，广开言路，兼听纳言。他效学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建起“握发殿”，招揽各方人士。罗隐等一批能人受到他的重用。罗隐生病，钱镠亲自上门看望，在壁上题了“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的诗句，使罗隐大为感动。

因钱镠爱才，各地人士纷纷前来投奔。为了表彰各地人才对吴越国的贡献，钱镠还在府门西面建功臣堂，树碑纪功，对名有功之臣刻名纪功。

钱镠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统治者，在他看来，西湖是自家的池塘。因此，谁要在西湖里捕鱼，就得向他家宅上交一定数量的鲜鱼，称为“使宅鱼”，对此，渔民们敢怒而不敢言。

一天，钱镠与罗隐一同喝酒，酒过三巡，钱镠高兴起来，指着一幅《磻溪垂钓图》要罗隐题一首诗。罗隐知道渔民对“使宅鱼”的看法，就写了一首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知？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果让姜太公在西湖钓鱼，那也要供上“使宅鱼”。

钱镠一看，哈哈大笑，他知道罗隐的用意，下令从此不征“使宅鱼”。当然，从征“使宅鱼”这件事，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赋税是很重的。

钱镠虽读书不多，但也许是受西湖山水的滋润，也许是作为王者的需要，他喜欢诗文和书画，喜欢舞文弄墨，尤善画墨竹，他的书法颇有造诣，尤其草隶具有一定影响。钱镠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文章和诗作。他在游秾华园赏梅后，写了《百花亭梅题二题》，颇有诗意：“秾华园里万株梅，含蕊经霜待雪催。莫讶玉颜无粉态，百花丛中我先开。”

对外开放，注重商贸

钱镠非常注意对外交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比较注意对外开放，通过对外交流，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吴越国时期，江浙一带不仅与吴、南唐、闽等邻国及中原各朝有商贸往来，还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有经济和文化往来。钱镠派使者去日本，希望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当时有许多商船从杭州出发，前往日本进行丝绸等贸易。日本的一些商人、僧人也常搭乘中国船只来到杭州。

古时，钱塘江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横截江涛，船舶经过这里常常倾覆，这块巨石被称为罗刹，即梵语魔鬼的意思。自隋唐以来，杭州的郡守为此伤透脑筋。每到秋天，都要在巨石上设祭迎潮，让乐工们在上面奏乐跳舞，祈求平安。但每年设祭，每年江涛海潮依然来势涌，水中巨石仍常使船舶遭到不测。

钱镠掌权后，改变以往做法，凭着超人的胆略，发动军民趁退潮之时，凿平了这块巨石，为船舶安全进出和钱塘江航道的畅通消除了隐患。

对外交流是吴越国得以发展的一个原因，也为以后浙江地区对外经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治国有方，防止腐败

钱镠既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有一套治国方略。

钱镠后宫有一位姓郑的妃子，很受钱镠宠爱。这位宠姬的父亲犯了死罪，一些人就向钱镠求情，请他看在宠姬的份上，免其父亲一死。可钱镠却说“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把这位宠姬送出了宫，并将其父亲绳之以法。由于他依法办事，得到了朝庭内外的称赞。

有一次，钱镠深夜检查杭州城防务，到军事要冲北关门叫门，值班的军官不肯开门，说：“就是大王来，我也不能随便开门。”第二天，钱镠重赏了这个军官。

钱镠身为吴越国国王，生活简朴，衣服被褥都用细布所制，而不用绸缎，帐子破了也不肯换。

钱镠每年除夕都要举行宫宴，但每次都是数曲之后，钱镠就命散席。

一些大臣说：“一年一度，应该高兴高兴，为什么不尽欢而散？”

钱镠对他们说：“恐怕别人以为我作长夜之饮，也要效仿。”

看来钱镠当时已十分注意官员的腐败问题。

衣锦还乡，是每个血性男儿的梦想。成功人士大都把衣锦还乡作为庆贺胜利的一种方式。钱镠功成之后，这一想法更是十分强烈。他认为：“富贵而不归故乡，犹如衣锦夜行。”因此，他在临安故乡造起了非常华丽的房子，常回家看看，款待族中长辈，以光宗耀祖。

一次，钱镠宴请家乡父老，还趁着酒兴，给乡亲们唱起了事先编好的《还乡歌》：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

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

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

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但曲高和寡，乡亲们不知钱镠所云，大眼瞪小眼，表情木然。聪明的钱镠见大家不吃这一套，就唱起了当时乡里流行的歌曲，这下乡亲们高兴了，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跟着一起唱起来，举座欢笑。

然而，对于衣锦还乡的钱镠，父亲钱宽却“走窜避之”。于是，钱镠单身布衣来见父亲，问父亲为什么要避他。

钱宽对钱镠说：我们钱家世世代代以渔耕为业，从来没有如此宝贵过。如今你是十三州之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说不定哪一天你会招来灾祸。我不想见你，是怕哪一天你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全家人都陪你杀头。

钱镠听了父亲的话，泪流满面，暗暗下决心要保护好家人。钱宽的忧患意识，给钱镠以很深的影响，也是他实行保境安民政策的一个原因。

顺利交班作出政治交待

公元年的冬天，一个大雪之夜，八十一岁高龄的钱镠在杭州去世。

钱镠临死之前，作了最后的政治安排，最后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谋略，顺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

他把大臣和将军们叫到身边说：“我就要死了，在我看来，我的子孙管理国家都不行。我死后，你们就接我的班干吧。”大臣和将领们听后感动不已，流着眼泪发誓，要忠于钱家王朝，并推荐其七子钱元瓘继承王位。

钱镠心中其实早有打算，这样做是他的政治谋略。钱镠晚年原想立三子钱元瑛，但元瑛命短，只活了三十七岁。钱镠改立七子钱元瓘，由钱元瓘协助管理政务，随钱镠征战，在军事上取得了功绩。更为重要的是，钱元瓘在徐许兵变中甘做人质，作出了贡献。

钱镠在创立吴越国的过程中，历经风险。公元年8月，钱镠回到家乡，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率部整治沟洫，兴修水利。

这不是个好差事，许多士兵不愿劳役，口出怨言。徐绾原是孙儒部将，孙儒与钱镠作战兵败，徐绾率部投降钱镠。当时有人提醒钱镠，叛军之将不能重用，但钱镠爱才，仍对其委以重任。

徐绾对钱镠让他在盛夏干这差事，心中不满，曾想谋杀钱镠，但没有成功。不久工程完工，徐绾奉命率部先回杭州。队伍到杭州城外，徐绾考虑再三，决定叛变，命令部属烧杀抢掠，并和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所部合并，进逼杭州。

钱镠在从临安回杭州的路上听到消息，大吃一惊，赶紧换了衣服，乘小船，连夜翻墙进入牙城，指挥将士坚守。危急之时，大臣杜建徽从新城入援，他反对一些人退守越州的建议，主张坚守杭州。顾全武也向钱镠提出以钱镠儿子为人质，请广陵杨行密出兵解围的建议。

钱镠同意派顾全武赴广陵求援。但与此同时，徐绾、许再思也在向杨行密的部将田頵求援。田頵原来也是孙儒的部将，兵败后投靠杨行密。田頵从宣州引兵来杭，急攻杭州，都被钱镠击退。

后来，杨行密令田頵退兵。田頵怕钱镠追击，提出犒军二十万緡、并以钱镠的儿子为人质的退兵条件。钱镠迫于形势，只得答应，田頵与徐绾、许再思撤兵到宣州，历时5个月的杭州之围得解。

当敌方提出要以钱镠的儿子为人质时，其他儿子都面露怯色，不愿前往，只有钱元瓘挺身而出。

钱元瓘这些功绩，钱镠不会忘记。

钱镠见大臣、将军都表了态，就对钱元瓘说：“诸位将军都答应让你接班了，你就干吧。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钱家的子孙后代，一定要善事中原王朝，千万不能因为中原王朝改朝换代而改变我们小国应守的礼节。”

这最后的政治交待，意义深远，为吴越国最终纳土归宋奠定了思想基础。

钱镠死后，灵柩运回老家临安，安葬在太庙山下，墓为圆形，坐北面南，墓前左右有青龙、伏虎二小山护卫。墓碑上书：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谥武肃、钱王之墓。墓前建有钱王祠，祠中有一幅楹联，对钱镠一生作了精练、概括的评价：

一代枭雄铸吴越，千秋鼎铭事中国。

杭州人为记念钱镠，在杭州玉皇山建表忠观，苏东坡撰写了“表忠观碑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表彰钱镠的功绩：“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德于斯民甚厚。”

后来，这块碑搬到杭州柳浪闻莺的钱王祠。对钱镠这样一位对杭州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杭州人是不应忘记的。对一个人来说，活八十多岁已算是长寿了，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然而就是这段不算长的吴越国时期，却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为杭州以后的繁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镠的功绩也在于此。

钱镠之后，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相继继位，基本保持了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也保持了钱塘的繁华。

最后，在宋太平兴国三年（年）五月，由钱弘俶把吴越国的十四州送给了赵宋王朝，纳土归宋。宋朝为感谢和表彰钱弘俶对大宋统一的贡献，在排百家姓时，把钱姓排在了第二位。

钱家三世五王，有国72年，实际统治吴越地区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