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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准时收听讲座

向着石窟出发：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向往已久的克孜尔石窟。

说到克孜尔石窟不得不重提下龟兹古国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曾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

我在思考的问题

1、龟兹的历史风貌

2、龟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石窟寺和佛教场所

、龟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4、龟兹的政治经济地位

5、鸠摩罗什在龟兹的重要性

6、目前克孜尔石窟寺及壁画的现状

其实很多人把“龟兹”这两个字读作“guizi”是错误的，应该读“qiu(第一声）ci（第二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古国就是它，西域三十六国中名气最大的也是它。

库车，西域时期的龟兹古国，在西域古朴宁静的历史中，龟兹是无法跨越的名城，这里有热闹得如节日般的“巴扎”，有让人吃惊的克尔孜千佛洞和古城遗址，在昏黄的暮色中沉静的老街，有祖传十三代还在坚守着的铁匠，还有传嫁古代与现代的古董商人……龟兹，是被中国军阀当作战利品和牲畜一起被掠夺到中土被迫娶妻生子的大和尚鸠摩罗什的故乡，是突厥可汗把女儿扶上中国皇后位来控制鲜卑人时当作陪嫁送到中原的琵琶大家苏祗婆的故乡。

龟兹兴衰，从汉代开始。

龟兹，最早见于班固《汉书》：“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酐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及夫人去汉朝朝贺。《汉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王及夫人来朝，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此后，绛宾王数次去朝贺，频繁与汉朝交往，学习汉朝文化制度，并且按照汉朝制度治理宫室。

据《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莎车王杀龟兹王，将龟兹分为龟兹、乌叠国，封则罗为龟兹王，封驷鞬为乌垒王。几年后，龟兹国人民起义杀则罗、驷鞬，并派遣使者去匈奴，请立新王。匈奴则立龟兹人身毒为龟兹王，于是龟兹归属匈奴。

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年），匈奴攻破疏勒，杀疏勒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

据《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生擒兜题。疏勒王请求班超杀兜题，但班超随后放了兜题，从此疏勒与龟兹结怨。

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乘机攻打西域都护府，班超孤立无援，这时龟兹、姑墨发兵攻打疏勒。班超固守城池，与疏勒王互为呼应。

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联军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想乘此时机平定西域，因此上书请兵，据《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窃见先帝欲开西城，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

建初五年（公元80年），汉章帝发兵千人援助班超。疏勒王与龟兹王密谋，使诈假装投降于班超，结果被班超识破了，在酒宴上擒杀疏勒王。东汉建初十三年（公元88年），班超发兵攻打莎车，结果莎车归降汉朝，班超威震西域诸国。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归降了东汉，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为龟兹王。此后，“白”成为龟兹国王姓，除个别短暂时段外，直至唐朝后期的七百余年间，白氏王朝基本上是绵延不绝，记载于历朝史籍。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联兵七万人，讨伐焉耆。经过周密筹划，焉耆王及其党羽，尉犁王等被生擒。从此西域五十国，全部接受东汉的统治。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龟兹成为当时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局动荡，龟兹地区经历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并与中原各朝交往不断加强，尤其是佛教文化艺术得到很大发展。

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年）龟兹王遣使朝贡，曹魏政权非常重视西域诸国，据《三国志》中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封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这期间，西域诸国皆归属于曹魏政权。

公元年，司马氏建立了西晋，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长史和戎己校尉管理西域诸国。《晋书·西戎》：“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此时，佛教在龟兹已兴盛

晋武帝太康中（公元年），龟兹王遣子入侍。

咸康元年（公元5年），龟兹归属前凉，《晋书·张轨传》中记载：“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此后龟兹与前凉关系密切，曾遣使朝贡。

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82年)大将吕光率兵进军讨伐龟兹。西域各国纷纷归属前秦。建元二十一年（公元85年）三月，吕光携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带了大批珍宝异兽、乐器等，引军东归。龟兹乐舞传入中原，促进了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公元86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自公元45年，北魏先后派出使者出使西域，龟兹朝贡于北魏。北凉在高昌建立高昌北凉，为消灭北凉势力，公元年北魏派万度归率军西征。魏军一路胜利，结果龟兹军败退，从此龟兹归属北魏。太平真君十年（公元年），《魏书·世祖纪》中记载：“十有一月，龟兹、疏勒、破洛那、员阔诸国各遣使朝贡不绝。”此后，龟兹不断向北魏朝贡。文献中均有记载，北魏高祖孝文帝延兴五年（公元年）龟兹等国遣使朝贡；太和二年（公元年），龟兹国献名驼龙马珍宝；太和三年（公元年），吐谷浑、龟兹、粟特等国遣使朝贡；神龟元年（公元年），龟兹同波斯、疏勒等诸国遣使朝献；神龟三年（公元年），龟兹又与波斯、不溪、吐谷浑等遣使朝；正光三年（公元年），波斯、不溪、龟兹诸国遣使朝贡。

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迅速。龟兹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国立强盛，佛教文化发扬光大。这一时期出现许多名僧大师，鸠摩罗什大师译经传法，为佛教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龟兹王托提卡及王后

《隋书·龟兹》中记载：“龟兹国，汉时旧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龟兹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风俗与焉耆同。龟兹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龟兹国土产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麖皮、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隋大业中（公元年），龟兹国王遣使贡方物。”这时的龟兹王白·苏尼咥其实为西突厥所派监国，并不是白氏王朝正统血亲后裔。

至迟大业七年（公元年）龟兹白氏王朝的后裔白·苏伐勃駃在密汗系的支持下，重新登上龟兹王位。《册府元龟》中记载：“唐高祖初为唐主，突厥遣使献良马。即位，龟兹国王苏伐勃駃遣使来朝。”

苏伐勃駃登上王位标志着白氏王朝的复辟与王统的恢复，也是龟兹改臣于西突厥室点密汗系的开端。

隋朝时期，龟兹乐流入中原地区。隋文帝将龟兹乐列入宫廷七部乐中，隋炀帝设九部乐。龟兹乐舞传入中原，开启了中国音乐史新纪元。

唐朝迁安西都护府治至龟兹，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经济和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和发展。

贞观三年（公元年），玄奘行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数百里，入屈支国界。（旧云龟兹，讹也）。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来迎。自外诸僧数千，皆于城东门外，张浮幔，安行象，作乐而住。”可见当时佛教在龟兹的盛行。

贞观八年（公元64年），据文献记载，龟兹遣使向唐朝进贡。显庆三年（公元年）唐朝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与龟兹羯猎颠叛乱，立龟兹王嗣子白素稽为龟兹王。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年）唐朝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

龙朔二年（公元年）吐蕃政治势力向西域推进，随后龟兹叛唐归附吐蕃。咸亨元年（公元年）吐蕃占领龟兹拨换城，《新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

长寿元年（公元年）唐收复安西四镇，长寿二年（公元69年）重置“四镇”，变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安西大都护府所治龟兹。据《唐会要·安西都护府》记载：“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

唐朝时期，汉文化对龟兹地区影响较大，汉传大乘佛教在龟兹地区流行起来，石窟中出现大量汉文题记。龟兹乐舞在此时传入中原地区，龟兹乐对唐朝宫廷乐产生了重大影响，对道教音乐也有所影响。

相传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是龟兹人的后裔。龟兹人为雅利安人种，汉唐时期内迁，入围汉族领土，多姓“白”或“帛”，后来形成了龟兹人聚居区。如西汉时期设置龟兹县，现在在陕西米脂县境内，因为安置在这里的龟兹移民较多的缘故，地点又靠近西汉的甘泉宫。北朝时期战乱频发，龟兹白氏由渭河以北的聚居地向东迁，其中一支迁入了太原，便是白居易的先祖。

“白”这个姓氏的出现与佛教密切相关，因为龟兹人原先没有姓氏，信仰佛教之后，他们习惯于把“佛”冠于名字的前面，梵文Buddha的龟兹一焉耆文为Pūdkte、Ptākt，意为佛神、佛天，汉译为“白”、“帛”、“佛图”。这一词被龟兹信仰佛教者冠在人名的前面，以示为信仰佛教者。自东晋道安以后，龟兹佛僧名前的PūdKte不再汉译为白、帛、佛图，以作姓氏了，王族和俗人还仍旧以白为姓，但僧人名前的“佛天”一词仍旧有，这可在西夏文、回鹘文、突厥语中得到印证。

阎立本《步辇图》，主要描绘吐蕃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时拜见唐太宗并颂扬其功德的场景。

这一时期龟兹统一被冠以“安西回鹘”或“龟兹回鹘”这一新的名称。唐大中二年（年），庞特勤自称可汗，“安西回鹘”正式出现，回鹘可汗将治所迁至安西（龟兹）地区。

唐末五代时期的龟兹地区，汉文献里称作“安西回鹘”或“龟兹回鹘”，这种称谓的出现一是漠北回鹘迁居至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的缘故；二是季羡林先生指出的“大概是因为龟兹被回鹘征服，所以就变成了龟兹回鹘了”。

喀喇汗王朝在这个时期迅速扩张，势力渗入龟兹地区。《突厥语大词典》记载：“轮台，建筑在龟兹城和回鹘汗国之间高处的城堡，这里是边境。”此时，龟兹地区成为喀喇汗王朝和西州回鹘政权的分界线，并且成为宗教文化的界限，即伊斯兰教与佛教的界限。

据《宋会要》的记载：“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身称师子王……（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乾兴元年五月，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

龟兹回鹘与宋王朝往来频繁，据文献记载，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年）开始进行往来，到绍圣三年（公元年），这期间龟兹回鹘遣使朝贡0余次。

公元12世纪初，西辽政权兴起，龟兹地区归属西辽。耶律楚材诗文写到“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

辽、宋时期的龟兹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西州回鹘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回鹘文化对龟兹地区影响较深，许多带有浓厚回鹘时期风格的壁画和雕塑保留至今。

龟兹古国最重要的佛寺想必位于都城之内。史料中对宏伟的宗教建筑以及装饰佛像、皇家宫殿的描述仅有只言片语。王室贵族和普通民众参与的佛教节日与庆典相当繁多，至于隆重的五年一次大集会，则在耸立着近0米高的大佛像的都城西门外布置专门场地。

龟兹北20公里处的苏巴什遗址即是见载于史册的著名的昭怙厘寺；现存的大型建筑、苏堵波和禅定窟等壮观遗迹，见证了此处曾存在庞大且高度分层的佛教团体。王国的其他城市中心和村落中无疑也建有伽蓝塔刹，但相关信息甚为缺乏。换言之，我们对龟兹境内最重要的佛寺所知极少，不仅因为都城和其他城市中心尚未经过考古发掘，而且苏巴什和夏哈吐尔、乌什吐尔等地面寺院遗址也有待全面、科学的研究。八处散布在龟兹境内的大型石窟寺院遗址，包含余座洞窟，无论对石窟寺院的研究如何具体系统，考察的也仅是龟兹佛教建筑群落中的某一类别。对于龟兹古国复现的当时当地人们的佛教信仰和繁盛情景缺乏太多依据。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土木库拉木和赛姆石窟是当初繁盛的龟兹国的一部分。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从库车出发开往克孜尔石窟。听司机师傅说一路要穿过天山，路还不太好走，从地图上看到才不到70公里的行程，需要开一个半小时。

到达克孜尔石窟门口时候还没开门，天也没有完全亮，并且还有小雨伴随。我们难以掩饰的是即将看到克孜尔石窟的兴奋感，大家都开心地留下了合影。

举目望去，面前是木扎提河河谷和天山山脉，库车这个地方由于天山山脉流下的雪水，感觉并不缺水，这么两天我们都赶上了两场大雨了，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新疆天气的认知。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随着公元一世纪佛教通过“丝路”从印度传入我国西域，龟兹地区产生了最早期的“西域佛教”，进而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桥梁。在佛教兴盛的三至六世纪，各地纷纷凿石窟，绘佛像，建寺院，龟兹作为佛教传入西域的第一站，曾经“有僧万余人”、“佛塔庙千所”。时至今日，仍有大大小小余座“龟兹石窟”如天星散落在新疆各地，可谓数目惊人。

远远看到鸠摩罗什的雕塑，大师坐在高约2米的底座上，左脚撑起，左手自然垂在莲花瓣上；右手搭在右膝上，右脚斜放于座垫上。他身穿罗纹袈裟，身材修长，清骨嶙峋。双眼微闭，头略轻垂，姿态优雅而虔诚，庄严而肃穆，在四周绿树丛茵的佛像石窟群前冥想着深奥无穷的佛法问题。鸠摩罗什又叫鸠摩罗耄婆，是天竺国著名的高僧。

鸠摩罗什是中国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他出生于公元4世纪的龟兹。当时佛教传到西域已有多年，龟兹已成为西域的佛教中心。龟兹的苏巴什佛寺吸引了遥远国度的僧侣们，鸠摩罗什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龟兹王的妹妹罗什，是鸠摩罗什的母亲。在鸠摩罗什7岁时母亲带着他出家到苏巴什大寺，鸠摩罗什就开始了学习佛法的生活。

龟兹国原是小乘佛教国家，由鸠摩罗传播大乘佛法，在他20岁时在龟兹王宫受戒。那时他的声望极高，各国前来聆听他讲佛法的国王为了表达敬意，都甘愿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着自己的身体登上法坛。这时他的母亲罗什为了让孩子独立发展，便离开儿子自己一人继续到天竺修行。鸠摩罗什开始运用自己的语言天赋，把印度佛教的梵文翻译成龟兹文和汉文。他翻译的佛经，精准而有音乐韵律，易于接受与记忆，他编写的汉字佛典通过丝绸之路商旅们往来很快传到西域其他地区和中原，他以自己的名声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使丝绸之路上无数的商旅停留在龟兹克孜尔石窟和寺院，向这里的僧人学习新的文化和信息，然后这些流动的商旅再把所学的东西通过丝绸之路对沿途地区的人们产生影响，以至连远在中原的皇帝都知道龟兹有一位高僧。

在鸠摩罗什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统治中原的东晋十六国前秦皇帝苻坚，对鸠摩罗什仰慕已久，为了得到他，派前秦骁骑将军吕光带领军队攻打龟兹。吕光攻占了龟兹后，中原政局发生震荡，前秦亡国。吕光把鸠摩罗什带到了武威，是年9岁的鸠摩罗什人生出现了拐点。这对从童年起就历经磨难立志终生弘扬佛法的一代高僧来说，不仅是一种人格侮辱，也是一次灵魂的扭曲和撞击，真真断送了一代高僧的远大前程途和理想。这种痛苦、悲伤、沉痛、懊恼、无奈的苦楚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直到17年后的公元年，后秦皇帝姚兴为了得到他，派兵攻克吕光所创建的后凉政权，把鸠摩罗什夺了回来，真实演绎了两代皇帝为得到一位高僧发兵数万的古今历史上的先例。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在长安草堂寺主持译经道场，专门讲经和翻译佛教经典。在鸠摩罗什之前的僧人翻译的佛经经典有很多错误之处，而且从梵文翻译成汉文很容易丢失原有语言的文体和韵味，这是翻译转换之间的通病，只有高手才能走出模式化、机械化的翻译胡同，理解原文深刻而精髓的精神层面。鸠摩罗什做到了！他翻译的佛经高妙信达，注重韵律节奏，朗朗上口，流布天下。现在经常听到的《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尤其是《维摩诘经》丰富了中国文化，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影响很大。著名的唐代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就是受《维摩诘经》的影响，就连他的名字——王维，字摩诘，都是来自本经。而民间根据此经编撰的故事、戏剧、绘画等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指出：“一般人都以为中国的禅宗是达摩祖师来了之后才传开的，殊不知在达摩祖师以前，由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维摩诘经》和《法华经》影响最大，而成为中国文化禅宗的根本经典。”南怀瑾曾用四川文殊院的一幅对联：“见了就作，作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本是无生”来举例说明这些禅宗精神的智慧，都与《维摩诘经》有密切的关系。

从他后来翻译的佛经中，可以窥视他当时的心境。他将佛法的教义比喻成莲花，把自己比作淤泥，让人们去除淤泥采撷莲花，就是其悲哀的内心展现。他在《阿弥陀经》中，把拯救人们的理想境地这种至高无上的快乐称之为——“极乐”。为了形象地表达他对极乐世界的看法，他加上了原梵文经典中没有的一种想象的动物——共命鸟。这是佛教传说中的一种鸟，两个头共用一个身体，一个头醒着时，另一个头就在沉睡，但他们一荣俱荣，一损皆损。有一次醒着的那个鸟吃了一个干果，待睡着的鸟醒后闻到气味后便始生怨恨，终于达到给另一方下毒，最终一起死去。鸠摩罗什解释说这就是善恶并存，以此比喻人心的矛盾和纠葛和不顾整体害人即害己的道理。但是即便是对这样有恶的鸟，他也认为可以通过修行在极乐净土中获取幸福，这就是“极乐”世界对善和恶的宽容拯救和包容的态度，即便是恶人，也是可以回头是岸得到宽容与拯救。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思想就是把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义理精髓浓缩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个字。按我们今天的理解，说色是形物也好，说空是虚幻也好，对这八个字，不修行到一定程度很难理解得透彻。而在鸠摩罗什的晚年，他把自己一生痛苦与挣扎得到的人生思考得更为深刻——烦恼是道场。这是修行者鸠摩罗什达到一定境界后的大彻大悟。烦恼与道场相即不二：有烦恼才有醒悟，有烦恼才有得救，能抑制烦恼就是极乐境界。或许只有鸠摩罗什这样有残酷人生经历的智者才能悟出这样的真经。所以不难理解他在翻译此佛典时的悲凉心情；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已是花甲之年却仅用12年时间就翻译了浩繁佛经00余卷。

公元41年在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在他逝后他翻译的佛经被广为传颂。在他已离去一百多年的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过朝鲜传入日本，日本人对他提出的“极乐”和“地域”等观点十分认同，很多日本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虔诚信仰结缘于他，他的一些思想已成为很多日本人的精神寄托。在他逝后的年之后，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唐玄奘才去西天取经。

据中国佛教史书《梁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临终之前曾对弟子说，“我自知愚昧，只是滥充传译，但愿所译出的经典都能传之后世。我所译出的经典如果都不失佛意，在我的肉身焚化后，舌头不会焦烂。”舍利是修行高的僧人留下的化石结晶，以骨骼为多，而舌头是人身体软组织，在火化后当无保留。可是当鸠摩罗什圆寂以后，弟子们依照佛礼予以火葬时，发现鸠摩罗什的肉身均化为灰烬，但舌头真的没有被焚毁。弟子们言说此舌堪称“金刚舌”，现仍供奉在今天的甘肃武威鸠摩罗什寺中，也成为世界上唯一公认的“舌舍利”。

通过对鸠摩罗什的人生和贡献的了解，我们得知了他对丝绸之路的贡献不仅是佛教经典，还造就了丝路上多姿多彩的文化，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佛教之路，同时也是文化之路。

克孜尔石窟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明屋塔格山断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古时称作“耶婆瑟鸡寺”，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齐名。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9个，壁画近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世纪，止于公元8~9世纪，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45个编号洞窟，展现了公元世纪末至8世纪末古龟兹文明的辉煌成就。它既可以作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走进这个石窟群，看到的是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的洞窟。包括供养佛像做礼拜用的“支提窟”，僧尼静修或讲学用的精舍“毗呵罗窟”，僧尼起居用的寮房，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等等，这样完整的建筑体系，是世界上其他佛教中心所罕见的。这里有石窟，有僧院，壁画、雕像，缤纷满堂；又有高僧讲经，徒众研习，贵人参拜，净人劳作于其间，俨然一个佛国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新疆大量的古代遗址遭到毁灭性破坏，很多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队劫掠，克孜尔石窟也未能幸免于难。先后有多国探险队前来克孜尔石窟探险考察，他们都从这里或多或少地揭取过壁画，致使克孜尔石窟被“肢解”得体无完肤。

年，M.M。别列佐夫斯基和其堂弟H.M。别列佐夫斯基带领考察队前往新疆。考察队于年2月6日抵达库车，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盗割了克孜尔第60窟的部分壁画。

~年和~年，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新疆古文字专家奥登堡（SergeyFyodorovich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考察。第一次考察涉及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并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盗割了克孜尔第窟、第A窟和第窟的部分壁画。

8年秋，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茨首次访问克孜尔石窟。访问期间，她提供了一份《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和张黑白照片。这是龟兹研究院研究人员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德国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联珠纹克孜尔第8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壁画，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档案卡记录此幅壁画出自现在的第窟。通过对壁画题材内容、尺寸以及纹饰对比考证后发现，此幅壁画应该出自第4窟。再如，第窟是目前发现被揭取壁画数量最多的洞窟，被揭取近百幅壁画。这些被揭取的壁画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分藏多家海外博物馆。

　满身绘千眼的天人克孜尔第A窟主室侧壁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说法图克孜尔第窟右甬道内侧壁

俄罗斯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现状调查

俄罗斯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来源于两部分，其一是俄国探险队的收集品，其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红军从柏林劫掠至圣彼得堡的德国探险队的收集品。

年俄罗斯M.M.别列佐夫斯基率领的探险队和~奥登堡率领的探险队均从龟兹石窟揭取过壁画。目前可识别的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有11块。

年，苏联红军曾将藏于德国柏林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内的由德国探险队掠走的部分新疆石窟壁画运往苏联，现藏于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被称为"格伦威德尔收藏品"，其中有很多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直至8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常设展中陈列了这批文物的—小部分。年和6年，我们曾两次调查这批壁画。至6年秋季，这批壁画全部修复完毕。

截至目前统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00余块新疆壁画中能确认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有块。

德国柏林现藏块，加上目前已调查清楚的被劫掠至俄罗斯的块壁画，那么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德国19年公布的块，再加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的壁画数量，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的壁画不少于块。

日本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现状调查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活动结束后，将所获文物的一部分置于京都本原寺内，另—部分则存放在京都恩赐博物馆（现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前身）。由于所获文物数量庞大，年，在大谷光瑞主持下，本愿寺在大阪和神户之间新建了一座别邸——二乐庄，主要作为存放、整理大谷收集品的场所。大谷收集品在二乐庄存放期间，曾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展览。由于本愿寺多年大规模的考察探险以及修建二乐庄，加之在日俄战争期间本愿寺还出经费资助，财政耗费巨大，引起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直接导致年5月17日大谷光瑞辞职。此后二乐庄被变卖，大谷收集品遂被分散各地。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年4月7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4月10日到达克孜尔村庄的当天，从村民那里得知有明屋（即克孜尔石窟），立即冒沙暴前往。4月15日，他们再次到达克孜尔，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并且在部分洞窟中盗割壁画。同时，他们在洞窟中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的发现。大谷探险队首开在克孜尔石窟盗割壁画的先例。

孔目司帖克孜尔石窟出土

　　佛经故事画克孜尔第窟后甬道正壁

年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盗掘了1个洞窟。盗割了克孜尔第窟甬道侧壁的部分菱格本生和因缘故事壁画以及第窟左甬道内侧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婆罗门独楼那。

因缘故事局部克孜尔第窟右甬道外侧壁现藏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

婆罗门‘’独楼那”佛传故事“八王争分舍利”局部克孜尔第窟现藏日本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

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盗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盗割了若干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11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盗掘物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劫掠所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盗掘都没有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盗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以及壁画示意图等。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根据第一次德国探险队主要目的地——吐鲁番而命名）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年和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

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Gru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vonLeCoq）、巴图斯（Theodor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并丈量洞窟、绘制测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考察队还盗割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掠夺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探险队成功地将包括第二次探险队所获的箱的文物带回德国。

巴图斯题记克孜尔第窟

供养人克孜尔第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迦叶头部克孜尔石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比丘及骷髅克孜尔第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这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盗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次。此次探险队从新疆带回了箱文物。

龟兹供养人克孜尔第8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纹饰克孜尔第67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天人头部克孜尔第8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克孜尔第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7年，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并从克孜尔尕哈石窟窃取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还重点盗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劫掠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

涅槃佛头部克孜尔尕哈石窟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龟兹供养人残片克孜尔尕哈石窟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天人头部克孜尔尕哈石窟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斯坦因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年5月28日，英国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截止1年5月，克孜尔石窟已编号的有26个，按自然区域分为谷东区、谷西区、谷内区、后山区，绵延约公里，根据相关艺术测定则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能群，始苗于公元世纪，5～7世纪为最盛期，至8世纪末逐渐停凿，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石窟遭到破坏较为严重，佛殷的建筑、塑像已崩塌残破，在现存的26个洞窟中，仅70余座洞窟尚有残存的壁画。

克孜尔石窟壁画可能开始于4世纪前半期，兴盛于5～6世纪，一直延续到8世纪，主要表现小乘佛教内容，壁画题材样式多种多样。窟内壁画的设置一般是∶拱形窟顶上的菱形格内画有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本生故事;前室佛龛外画有供养菩萨及飞天，窟门入口上方大都画的是说法图，上沿周围画着天宫墙栏和伎乐行列，甬道的左右壁有佛立像或供养人像;后室墙壁上主要是描写释迦的涅槃画及弟子哀图，涅槃对面即龛的后壁则画着*焚尸图"或"分舍利图"。

早期（4世纪）壁画。壁画题材以佛传故事为主，主要反映小乘佛教思想，撞陀罗艺术风格较为明显。题材中出现了裸体和半裸体的形象，特征是袒胸露肩，颈部、肩部、手臂等处皆饰以璎珞、宝带，下身着裙，打衣结于腰部两侧，面如满月，身体修长。

中期（5～6世纪）壁画。中心柱窟券顶出现须摩提女请佛的因缘故事新题材，因缘故事国成为券顶侧壁的主要题材，并出现以塔为主要背景的构图新形式。主室正壁龛外出现降六师外道、菱格本生和菱格因缘等新内容。菱格画最富有克孜尔特色每个菱格都以单独画面代表一个故事，只画出最关键的情节。每处壁画中可以表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故事，整个石窟群多处重复出现一批故事题材。立佛像成为甬道壁画的主要题材。前室的中心柱窟中，画有高大的立佛像或大幅说法图，也是早期洞窟所未见的。乐舞形象在这个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第窟主室的左、右、前三壁上端绘出的庞大"天宫伎乐"组合，伎乐多达52身。

晚期（7～8世纪）壁画。晚期洞商规模日趋小型，伎乐天同其他题材骤减或消失，转而由千佛、化佛题材取代，多数洞窟的后室已不见涅檗像。主室顶部、侧壁和甬道均绘塔中坐佛或干佛，这是晚期中心柱窟最突出的特点。

（部分图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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